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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回憶說，它是當時的“搖錢樹”。第一次分紅是在1967年，4位合夥人分享31　250美元。查克·菲尼和鮑勃·米勒每人分到了12　110美元，艾倫·帕克分得6　250美元，而託尼·皮拉羅得到了780美元。

DFS的幾位老闆記性都很好。那些更有名的干邑過了好多年才登上他們店鋪的貨架，因為那些製造商曾在DFS舉步維艱的時候對之不屑一顧。20世紀80年代中期，卡慕出品的干邑已經銷售到了50萬瓶左右，在日本排名第一，在世界排名第五，而這些干邑主要是DFS賣出去的。沙博則從零起步，成為法國出口量最大的阿馬尼亞克白蘭地。

在20世紀80年代的巔峰時期，這項產業平均每年為4位合夥人貢獻約5　000萬美元的紅利。當然，這只是公司內部的秘密。這是全球範圍內零售領域的一記重拳。“我們的勢力遍及全世界，我們制定價格，然後賣給我們自己。”菲尼說。

查克·菲尼永遠不會忘記米歇爾·卡慕對他的信任。“那是一段偉大友誼的開始，也是幸運之神的神來一筆。”他說。對於菲尼而言，米歇爾·卡慕既像一位父親，又是良師益友。菲尼家族和米勒家族成了位於法國西部科涅克鎮的卡慕山莊的定期常客。米歇爾·卡慕總喜歡對客人們說：“打造一種頂級的干邑很簡單，你所需要的只是全身心投入這項事業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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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香港大鱷（1）

當菲尼在火奴魯魯機場大發其財、米勒忙著關閉汽車國際時，他們把香港啟德機場新航站樓的DFS委託給約翰·蒙蒂羅管理——當地一位頭腦敏銳的會計，擁有葡萄牙血統。蒙蒂羅曾是中華電力公司的一名主管，在他正要移民到美國工作時，兩位合夥人說服他加入了DFS。他們需要一位能在那種環境下游刃有餘的人，他們向他保證將來會把他轉到美國，並把這一條寫進了與他簽署的合同裡。

20世紀60年代，香港還是英屬殖民地，這個擁有400萬人口的城市是世界的自由資本主義之都，什麼都可以賣，什麼都能買得到。據說那個港口沒有海鷗，因為從來沒有人扔過任何可食用的東西。雖然統治權歸屬英國政府，但真正的權力卻掌握在香港銀行和上海銀行，以及一些大型商行或貿易公司的董事局手中，比如怡和集團、太古集團前身Butterfield　&　Swire，還有南海紡織公司等。

香港距離東京只有三個小時的飛行航程，大街上到處都是西方店鋪、雙層巴士和英語標識。對於那些想體驗外國生活、享受廉價購物的日本遊客來說，香港是全亞洲首屈一指的去處，簡直相當於去了一趟英國。除了酒水和菸草之外，所有的商品都是免稅的，而唯一可以銷售免稅酒水和菸草的地方就是DFS。

跟夏威夷的情形一樣，香港的機場DFS只有兩個15英尺的櫃檯，就像個小商販。在成立之初的幾年裡，由於幾位老闆不夠重視，它的經營狀況很糟糕。有一位經理曾經在聖誕節給員工們放假，自己去打高爾夫，忘了那一天有成群結隊的日本遊客等著購買免稅酒，一群憤怒的日本人已經在關張的店鋪門口擠成一團。

1964年之後，也跟夏威夷的情形一樣，香港的機場DFS發現大批日本遊客湧入店鋪，銷售姑娘們甚至來不及整理貨架上的免稅菸酒。蒙蒂羅僱用了一些會說日語的人到觀光巴士上作宣傳，到機場招攬訂單。由於日本放鬆了對出境旅遊的限制，因此DFS的銷售額每個月都在翻番。用蒙蒂羅的話說，“賣瘋了，我們根本無法控制”。DFS每平方英尺的銷售額大約比倫敦著名百貨商場哈羅茲的高50倍。

不過，DFS的老闆們也在以同樣快的速度調走它所產生的利潤，進行汽車業務的收尾工作。這就意味著蒙蒂羅不得不延遲向供應商付款，並開動聰明的頭腦來保持供貨暢通。有一次，一位暢銷威士忌的代理商喪失了耐心，說：“在你付支票之前，我們再也不給你們發貨了。”於是，蒙蒂羅寄出了一張支票，不過上面的數字及其大寫是不一致的，銀行當然拒絕兌現。代理商打電話來問：“這是什麼玩意兒？”蒙蒂羅說：“噢，真對不起，把它寄回來吧，我再給你開一張。”這樣，他又爭取到了兩週的時間。“很有意思，樂趣橫生。”他說。

蒙蒂羅提議在香港市區開一家更大的店鋪，以適應日益增長的需求，並拓展商品範圍。啟德機場航站樓的店只能滿足20％遊客的需求。日本人想要買照相機、香水、化妝品、高檔鋼筆，還有其他奢侈品。合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