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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教育：約定，約束，約成（2）

據浙江工商大學社會工作學系馬良博士課題組的長期跟蹤調查，所有被懲罰過的孩子在單獨接受調查的情況下，都承認自己應當受罰，不怨恨萬老師。“鞭刑”帶來的最大影響，是在同伴面前公開受懲感覺沒面子，出醜了，所以都害怕受到“鞭刑”。

本書作者在大量接觸西點男孩的過程中，得到的回答也是如此。

稱之“鞭刑”，是用故意誇張了的言辭，來增加教育懲罰的心理威懾力和懲戒效果。

萬國英說：“鞭子的威懾力和捱打時的羞恥感，應該遠遠大於肉體的痛。”

西點男孩訓練中心的老師們說，他們其實很少用“鞭刑”，大多數時候，鞭子只是被用來嚇嚇那些違規的孩子。

並且，西點男孩隨著訓練時間的增長，違規的次數越少，遭到懲罰的機率就越低。劃定行為底限，預防重於糾偏，威懾重於懲罰，這正是設定懲罰措施的目的所在。

懲戒教育的實質，是讓孩子對自己的過失負責，促使孩子從一個自然人成長為一個社會人，自覺地按照社會規範和公民要求逐步社會化。這與社會法制具有相類似的教育功能作用。這與體罰行為，是完全不同的兩碼事。

我國法律禁止對未成年人使用體罰和變相體罰。《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2006年6月）第4章第29條規定：“教師在教育教學中應當平等對待學生，關注學生的個體差異，因材施教，促進學生的充分發展。”“教師應當尊重學生的人格，不得歧視學生，不得對學生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不得侵犯學生合法權益。”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2006年12月）第2章第10條規定：“禁止對未成年人實施家庭暴力。”第3章第21條規定：“學校、幼兒園、託兒所的教職員工應當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不得對未成年人實施體罰、變相體罰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嚴的行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1993年10月）第8章第37條規定，“體罰學生，經教育不改的”教師，由所在學校、其他教育機構或者教育行政部門給予行政處分或者解聘。

目前，我國司法解釋中對於教育中的“體罰”沒有明確界定，對什麼是“體罰”，體罰的形式、範圍、適合哪些違規行為等，都缺乏具體的說明。學術界認為，懲罰是透過一定的懲戒手段，對人的不良言行進行校正，使之向善，從而達到用意志控制自己行為的目的。懲罰分為精神懲罰（心罰）和身體懲罰（體罰）。體罰也屬於懲罰的一種形式，區分懲罰教育與體罰和變相體罰的標準，只有從動機、過程和結果上作判斷。從教育的動機出發，採取適當的身體懲罰，透過使肉體痛苦，以否定不良趣味和行為，從而獲得對正確行為的感受和肯定，是屬於適當懲罰教育。相反，體罰和變相體罰是以侮辱人格、損傷人體為手段，對學生進行處罰的方法，其結果是學生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不能得到正常發育，容易形成教師與學生的對立，妨礙正常教育的實施。

懲罰作為一種教育手段，具有公開約定，辨明責任，約束執行，結果約成的全過程特徵，即理性約定為前提，理性約束全過程，理性約成為結果。

懲罰作為一種教育手段的功能作用，是透過一定手段，包括批評、訓斥、責備、鞭打等，使孩子心靈產生痛苦的感受，從而認識錯誤，並對錯誤進行懺悔，來達到避免負面行為的目的。

相反，體罰作為一種異化了的懲罰手段，則是隨意的，情緒化的，沒有事先約定，不允許申辯，肆意執行，發洩怨恨，沒有撫慰的非理性行為。一些教師恣意體罰學生時，粗暴的情緒控制了行為，毫無理性可言，折磨孩子的快感成了一切。近年來在全國各地曾經出現的老師讓學生爬進教室，在學生臉上刺字，把學生的耳朵撕裂，讓學生吃蒼蠅、蟲子，強迫學生口含已經扔到廁所裡的塑膠袋①……在諸如此類的體罰事件中，教師的理性和責任感已經喪失殆盡，“體罰的意義置換了教育的意義，體罰被教師從教育活動中‘剝離’出來，體罰已經不屬於‘教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