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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神話。孫文波順利結束了“紅旗”的青春，進入安之若素的中年，大量的“現實”進入他的《散步》、《還鄉》、《地圖上的旅行》以及最近的《新聞圖片》：其實還是說說看的見的事物好一些。

綿綿的雨絲，泥濘的道路，以及

樹的黴暗，瘟疫襲擊的人群，……

——孫文波《枯燥》這種“現實”的運用使這些作品獲得了特有的現實意義，也獲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現實感。人們將這種現實感，稱為詩學上的“敘事性”，它使得孫文波的詩歌具有一種親切、堅實和道德感等可信賴的特徵。特別是他在敘述中對於此的選擇、安排、排程、控制所形成的張弛有度的節奏和語調，更是成為其詩學特徵的重要方面。“反對”的語言策略在此顯示了一種新的寫作的可能性，孫文波及“反對”詩人在九十年代向遠方的德里達、拉康、巴塞爾姆作出快速而必要的致敬。他們的作品裡迴響著這些解構大師的聲音，而我的作品仍迴響著陳舊的象徵主義的聲音（甚至浪漫主義的聲音）。。　最好的txt下載網

四、三個詩人從“紅旗”出發（5）

我在此所談到的孫文波詩中的現實，或蕭開愚，歐陽江河詩中的現實並非１９世紀的現實，也不是龐德所說的現代主義的現實，更不是我們習以為常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是某種帶有或綜合了後現代的現實。很多年前，在一封孫文波給我的信中，他談到了對現實及寫作的一些看法，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他們（“反對”及“九十年代”）寫作的共同傾向，在此將信全文轉錄如下（除信中不可避免的第一段和最後一段簡短的套語被刪除外）：一個人的寫作的變化，我認為一般都存在著兩個方面以上的因素的刺激：一是時代生活的發展狀況，二是個人對詩的行進式的認識，再就是對寫作的歷史的重新估價。*年以後，中國詩歌寫作中反理性的勢力仍然佔有上風，同時還有受到政治風波和海子、駱一禾死亡影響造成的遺書心態，很多人都要求能夠在一瞬間進入寫作的中心殿堂。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個人感到的是對各種問題的誇大，是心態的浮躁和另一種想建立功名的功利主義；人人都在談論龐大的體系，談永恆的主題，甚至談絕對的形式，似乎中國詩歌真要在一代人手中寫到頂峰了。但是，實際的情況卻是種種現象表明我們並沒有越過世界範圍的詩歌的六十年代，即我曾向你說過的拉金和奧哈拉那樣的寫作。所有的東西讓人感到仍然沿用著象徵主義的套路，和超現實主義的方法，沒有什麼新鮮貨色。因此，寫一種更實際的，更不哲學化和更進入我們的處境，或者說寫一種乾脆就稱之為經驗主義的詩，構成了我和開愚的基本想法。我們的寫作正是在這一點上與過去的寫作相比發生了變化；它對短暫的，易逝的，帶有現象學意義的現象的關注，對擴大化的物質主義造成的時代中心話語的關注，改變了我們處理詞語的基本態度，使具體經驗而不是所謂的智慧在詩中變得突出和重要了，並顯示出不是苦思冥想的虛構，不是單純的詞語想象，而是有跡可尋，但又非一味抄錄的對待主題，成了寫作的基本方式。我一直認為這一寫作的態度和方法的變化是有意義的，僅從構成的文字來看，它創造了一種半敘事的寫作風格，使抒情在排除了直接的胸臆袒露後進入到對敘事的依附。同時，這種寫作還帶來了對寫作的專業化、專家化的要求，使寫作變為一項高度嚴肅和正式的工作，排除了它的業餘成分。當然有一點需要指出：我們並不是以那種提倡純詩的人所用的寫經典的方式來達到這一切的，而是賦予了普通的事物以知識分子的嚴謹，和對崇高氣象的迷戀，這就又使我們的寫作在形式主義之外獲得了形式感，從而呈現出在嚴格的對話語做場景性修辭學意義上的處理和把握後（其要點是節制和準確），使任何事物都能達到可信的莊嚴，詞語的非詩化也能在這裡被徹底的排除，變得詩意充溢。我認為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是一種很了不起的成就。對於寫作的歷史程序，無論個人的還是集體的而言，我們的這種努力的確具有進步的意義，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寬了詩歌寫作的領域，並且在敘述方式上為今後的詩歌寫作提供了新的可能，這包括了對越拔越高的虛假寓言式寫作的抵制，對複雜語境的簡化，對歷史文字的重構，以及對各類非詩題材的詩化提升，等等。在現階段而言，的確已有一些詩人受到了我們的影響，並且接受了我們對詩的寫作的倡導。不過，雖然我和開愚在總的態度上是一致的，但落實到具體的寫作上又各個相異。對於開愚而言，詞語在他那裡始終具有色譜學的意義，他在運用它們時更注重在這樣的含義中賦予它們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