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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危的領帶

……

旁邊沒有其他人

這時它會降臨

……是的，“它”降臨了，恐懼降臨到了我的心中。一種古怪的、被捆綁的、被侵略的、被同化的恐懼敲打著我的心。直到１９８４年春節前夕我在歐陽江河處讀到他的成名作《懸棺》時，我對其中一句大為驚歎：“人頭驟若謠傳”。多麼可怕的情形啊，它使我想起早已死在我心中的學生閱覽室，那“恐懼”、那漂浮的寂靜的人頭。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一、　讀書與瞌睡（4）

我一如既往地認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規訓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個人從小就被強迫接受教育，這是你無法選擇的選擇，就像你只能選擇你的父母，只能選擇你所使用的語言一樣。教育的權力高高在上，揮著它殘忍的霸主鞭，它將某種你並非願意的意識形態、價值觀、道德原則甚至法律條文抽進你的肉體。規範化、字典化、等級化、秩序化、理性化通通經過既定的教育形成一套你不用動腦筋、逆來順受、好吃懶做的書寫模式、表達模式和行為模式。

教育究竟給了我們什麼？教育需不需要革命？毛澤東早就說過：“教育要革命。”他先知般地看穿了教育的真面目、宣佈了教育革命的意義。這一點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發人深省！也正因為這一點我認為逃學和瞌睡是對的，是最接近真理的革命武器，是最遠離恐懼的歡樂頌！

我一邊瞌睡，一邊繼續我漫遊式的“學習”。我認識的第一位廣州社會活動家是李克堅（他曾在海南島當過８年知青），我一想到他就想到他對我講的一個十分離奇的故事。這故事說的是廣東大軍閥陳炯明的一件逸事：當他還是一個小官時，他太太曾對他說他今後定會發達，但不能離開她，一離開他就要倒黴，原因是她*左邊有一顆黑痣，這痣會給他帶去鴻運。陳炯明也不以為然，但後來的確發達了；當他發達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真的離開了他太太時，他太太早年對他說的那番話卻隨之應驗了。我所記得除了這可笑的故事之外，就是他的好身體、好脾氣、好腦筋。

大學二年級的時候，黃念祖突然一夜之間發胖了，身體比原來的他大了兩倍，聲音也變粗了，神態依然未變，雪白的手帕仍持在手中；發胖好像改變了他一些內在性格，他比以前顯得大度，纖細消失了，更像一個文雅的青年富翁，而不像先前那種好激動的理想青年。

就在他發胖的前夕，他讓我認識了另一個牧師的兒子，華南師範大學政教系學生姚學正（他也曾在海南島做過８年知青）。他靠快速說話的魔力和天生宿命論的感染力吸引了許多青年學生，我也沉醉於他口若懸河的才氣和激情中。

這又一位身體力行的社會活動家，另一所大學的逃學高手正在設法創辦一份非官方的文學刊物，我備受其鼓舞。他告訴我已發現兩個優秀人才，一個是廣州美術學院學生楊小彥，他寫的一篇小說《孤島》在廣州青年學生中私下流傳，聲名赫赫；另一個是一位青年鋼琴“哲學家”袁小濤，他出語驚人、目空一切，特別以對理想說三道四而聞名（有一次《南方日報》不點名報道了他在電影院的“極端語言”行為），這個人讀了很多書，７０年代末就讀過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

“學習”還沒有顯得疲倦，它帶著人與事的零零碎碎繼續向前，一本無字之書在生活中吮吸著新鮮，並不講究意義。我在好奇心的驅使下經受“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的肉體考驗，長頭髮和墨鏡是必要的配備，更可恨的是一條借來的黑色領帶垂吊在胸前，我患了飽滿的“左派幼稚病”？的確“藝術高於了現實”，我那“無限折騰”又空空蕩蕩的變形記丟掉書本、衝出學校、投身社會，“自由選擇”的口號暫時替代了“*集中制”，但另一個集中制的怪圈——“協會”卻等著我去鑽。

廣州青年文學協會在１９８１年春天成立了。姚學正是協會會長，李克堅是副會長，黃念祖和我是走馬觀花的會員。

在另一個陽光明媚的中午，第二次大會上，我作為一名會員領到屬於我的會員證，我看見我年輕的照片像另一個人在證件的左邊向我微笑，而我臉的左邊被小半個鮮紅的圖章所覆蓋。姚學正的滔滔話語正刺激著聽眾，也刺激著我的神經末梢。我在忘我的興奮中與唯一一張幽默的臉說話，他叫楊小彥。我們在法國小說家加繆身上找到共同的快樂，我也從他那裡第一次聽到吳少秋的名字和他著名的《十三行詩》。我震驚於一個詩人１９８０或１９８１年的形象塑造。“表達”的前夜，恰恰在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