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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胖的革命者，一個現實主義的神經病人，一個愛流淚的自我虐待狂，一個月亮下遍體鱗傷的提琴手，一個用半小時激情與冗長荒謬的史詩狂作鬥爭的小職員，一個傲岸獨立承受一切痛苦的詩人。他們二人相互誘惑、相互折磨，演出了一場萬眾矚目、舉世罕見的詩歌悲劇性傳奇！終於，他（蘭波）抽刀斷水、痛斬詩情，立刻轉向非洲槍戰、軍火、毒品、地下黑市交易。他用他３６歲的生命（被太短的酷熱席捲而去的生命）完成了一個率先投身商海的詩人形象——這一預言般的形象——這一偉大的歷史性壯舉。一個大驚歎！一個大玩笑！

而一個喜愛夏天最後幾個憔悴日子的詩人，一個全心傾聽著手風琴在夏日的白楊樹下漫長的人行道上響起的枯坐者，一個在朦朧的回憶中耽於絕望的夢想家，一個幽暗的瘦削的吸菸人，一個嚴肅有儀的中學英語教師，他就是巴黎羅馬街５號的“上帝”——馬拉美。馬拉美“星期二”是全世界詩人的“國際歌”，同時也是法國古典詩歌甚至西方古典詩歌的最後絕唱。

許多年後，當我回首往事時，我才看清了這一點：我早期詩觀的形成不僅僅是因為突然迷戀上法國早期象徵主義詩歌，而更多的是持久地迷戀上詩人們那繚亂瑰異的傳奇生活——一個生活中的象徵——一個象徵中的現代啟示。

一、科技情報所（1）

重慶就這樣在熱中拼出性命，騰空而起，重疊、擠壓、喘著粗氣。它的驚心動魄激發了我們的視線，也抹殺了我們的視線。在那些錯綜複雜的黑暗小巷和險要的石砌階梯的曲折裡，這城市塞滿了咳嗽的空氣、抽筋的金屬、喧囂的潮溼、狹路相逢的尷尬、可笑而絕望的公共汽車，以及汽車裡易於*的熱情性器、紅色的衝鋒的迷宮，難以上青天的瘋狂，重慶的本質就是*！詩歌也*著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經和無比尖銳的觸覺。詩歌之針一刻不停，刺穿灰霧緊鎖的窗戶，直刺進我們的居室、辦公室、臉或眼角。學田灣、大田灣、陳家灣、豬市壩、沙坪壩、李子壩、烈士墓、渣滓洞、楊家坪被逼進細窄滾燙的梯坎，在黑鐵般陡峭的梯坎邊上吐露恐怖壯麗的詩之長舌。夏天，人們徹夜躺在街上猶如一堆白熱的鋼鐵、一團革命的高燒！這城市以夏天的快節奏和高速度飛著圈圈，它的永不衰老令人震驚，它自身的效率就不是中國，它是里昂或芝加哥的貧窮的小兄弟。道路在瘋跑，乾燥的司機在瘋跑，老人、孩子、青年在瘋跑，樹、大樓、牆和空氣也在瘋跑，夏天、夏天，一萬個夏天后又是一萬個夏天。這城市與頹廢無緣，正剖開胸膛，開啟一個璀璨炫目的軍火庫，誰要就給誰！

左邊第三卷重慶兀立於市中心的解放碑是夏天武器的尖端，是霸王硬上弓的精神堡壘，是敏感而樂於尖叫的本地詩人頸部*的腫塊，是一個大庭廣眾之下的川東象徵！一個１９５０年代的詩人在此歌唱，他的生活打倒了；一個１９７０年代的詩人代替他歌唱，他的生活又打倒了；誰在此歌唱，誰的生活就打倒！（“打倒［ｄàｏ］”，是重慶話，指生活一塌糊塗）

崇山峻嶺腰斬了這座城市的鴻篇鉅製，將它分割為互不關懷的八塊或九塊（現在更多，應是幾十塊，因為重慶已成為直轄市）。傳統中國應有的串連品質及人情輕撫與這個城市徹底絕緣，形成了另一種面目全非的中國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熱的抒情志士、膽大妄為的夢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由於缺乏溝通和交流，“創造性”成了年輕人抗拒孤獨的“核武器”。口語黑話近似於地下詩歌的接頭暗語，被激烈地創造出來，又被激烈地改朝換代，比如：扁掛（指拳師）６０年代專門指打架鬥毆的高手；操哥（指花花公子）普遍用於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髒班子（指出醜）從６０年代沿用至今；錘子（男性性器）四川經典的日常*嘆口語，長用不衰；乾燥（指性格急躁）；牙刷（指一個人一無是處），洗白或下課（指某人完蛋了，毫無前途了）均用於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這些“黑話”在公開反抗這個城市的同時也潛在地創造了這個城市的詩歌，併為當地詩人打下了不可磨滅的烙印。在此僅舉三個最鮮明的重慶詩歌的“黑話”特徵：那就是炫熱，爆發力和生猛的速度。這三點在李亞偉和我的詩歌中可謂一目瞭然，俯拾即是。

這城市遠郊的秘密幽靜的風景曾是我少年時代的安慰，但也留給我一個關乎美麗的錯誤印象。我從２６歲起才真正第一次認清了這座城市，並毫無保留地接受了這座城市的煩躁折磨和殘酷打擊。我像一個“外國人”停在它發燙的心臟——一號橋、七星崗或解放碑，停在科技情報所，而它對我下達瞭如下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