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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仁宗說石介其實沒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內應。這一招狠毒至極，仁宗因此派官員要對石介開棺驗屍，參加石介喪事的數百人集體保證石介已死，才倖免開棺，但他的子孫被交付池州拘管。

歐陽修對此義憤填膺，慶曆六年（1046）的一個秋夜，他含淚開啟石介的遺著《徂徠集》，寫下了一首五言長詩《重讀徂徠集》，其中寫道：

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

眾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

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

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

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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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岳陽樓記

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後不久，便接到出知鄧州的調令。不久又收到了老友滕子京的來信，信的內容是請范仲淹為他重修的岳陽樓寫一篇記文。隨信寄來的還有一幅描繪岳陽樓景色的《洞庭晚秋圖》，以及唐宋名人吟詠岳陽樓的詩詞歌賦。

看到這位老朋友的來信，范仲淹不知是喜是憂。慶曆二年宋軍在西北遭遇定川砦大敗，范仲淹派軍馳援涇州，當時的知涇州滕子京出色地動員涇州軍民為宋軍提供軍需物資，為涇州保衛戰的勝利立下戰功。

第二年范仲淹被調回京城，便推薦滕子京知慶州。

沒有想到，不久就有一位駐紮在涇州的武官鄭戩告發滕子京在涇州一役中濫用公用錢，監察御史隨即指控滕子京在涇州耗費公用錢十六萬貫，甚至懷疑滕子京貪汙公款。與滕子京一起被控告的還有張亢，因為他用公用錢做生意賺錢。

按宋朝的規定，涇州一年的公用錢不過七百貫，滕子京涇州一役所費竟是朝廷規定公用錢的200多倍，豈不是大有問題？

其實不然。涇州一年的公用錢七百貫，其實是指正常情況下由中央財政中直接下撥的數額。但各地的公用錢，主要並不來源於中央財政，而是來源於各地財政，這部分的數額並不確定。此外，中央政府還對戰時的邊境州府特撥公用錢，這部分的數額往往遠大於一般年度的公用錢。

滕子京的公用錢，主要用於戰爭之後的酒宴犒勞羌族首領和士兵，又按當時邊疆風俗，在佛寺裡為在定川砦戰爭中死亡計程車卒祭神祈禱，並撫卹死者親屬，收服邊疆部族民心，這種做法在當時是得到朝廷允許和鼓勵的。

不過除此之外，滕子京可能還用這部分錢饋贈給了一些試圖在西北邊疆建功立業的遊俠、遊士之徒。《水滸傳》中王進、史進、魯達、楊志等投奔過的大、小種經略相公，也就是種諤和种師道，他們是種世衡的兒子和孫子，而種世衡正是范仲淹在西北前線最得力的助手。當時的西北前線，也活躍著很多像王進、史進之類的豪俠，或者有豪俠之氣的書生。如宋代大儒張載當時就在前線遊蕩，試圖建立軍功，後來拜見范仲淹，范仲淹勸他不如回家讀書，可成大器。滕子京本來就是任俠之人，很欣賞豪俠之士，於是將一部分公用錢就用在這些人身上。

仁宗皇帝聽說滕子京濫用公款，還有貪汙嫌疑，就將滕子京貶為權知鳳翔府，又派出太常博士燕度前往邠州（治今陝西郴縣）審理此案。

滕子京聽說朝廷派人來查，怕牽連過多，決心一人承擔此案，立即將賬目銷燬。燕度來到邠州，果然審問了很多無辜之人，鬧得前線大將狄青、種世衡等人心灰意冷。但查來查去，發現滕子京用的公用錢大概是三千貫，具體用途因為賬目銷燬已經無從查證，但可以確定，滕子京沒有貪汙私吞。至於所謂的十六萬貫，絕大部分是籌備糧草的軍餉。張亢用公用錢做生意賺錢確有其事，不過所賺之錢主要用於購買軍馬，並未私入，而這是朝廷允許的。

與此同時，范仲淹、歐陽修等人在朝中竭力為滕子京辯護。范仲淹說像滕子京這樣能幹的官員，在問題查清楚之前，絕不應該停職；滕子京如果真的有貪汙行徑，自己願意同受處罰；自己也曾用軍費作貿易，所賺之錢用於軍務，有結餘全部交公，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仁宗皇帝瞭解真相之後，已經不想繼續追查。然而當時慶曆新政剛剛開始，抹黑滕子京本來就是為了打擊范仲淹，以王拱辰為首的一批人不願善罷甘休，竟以罷朝威脅仁宗皇帝。

仁宗皇帝不堪忍受臣僚之間無休止的爭鬧，結果將滕子京免去天章閣待制的官位，再將其貶到嶽州這個窮小的地方了事。這就是《岳陽樓記》開篇一句“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的來龍去脈。

沒有想到，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