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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提拔的范仲淹、韓琦和富弼等人對當時的政治危機提出解救的辦法。數日後，范仲淹就呈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奏章，拉開了慶曆新政的序幕。

范仲淹所說的十件事是：

（1）明黜陟，即嚴格官吏升遷考核制度。

（2）抑僥倖，即限制官僚子弟親友透過“恩蔭”做官。

（3）精貢舉，即改革科舉內容和程式。

（4）擇官長，即加強各級長官的保舉和選派。

（5）均公田，即調整多寡懸殊的官員“職田”，防止和減少貪汙。

（6）厚農桑，即組織和獎勵興修水利，發展生產。

（7）修武備，即招募京畿衛士，並組織他們務農。

（8）減徭役，即裁併州縣，減輕農民徭役。

（9）覃恩信，即督責地方落實執行赦令等恩澤。

（10）重命令，即嚴肅中央政令。

仁宗皇帝對范仲淹提出的大多數內容予以採納，並參考其他大臣的建議，頒佈了多道詔令，實行所謂的“新政”。

十月，仁宗根據《十事》之“擇官長”和歐陽修的建議，頒佈了新政的第一道詔命，即選任了一批按察使，派往各路視察官吏狀況。范仲淹根據按察使送上的有關各地官吏狀況的報告，親自圈選各路長官，見到不合格的，立即以筆勾去。富弼看著范仲淹勾人都覺得心驚肉跳，提醒范仲淹說，你在名單上勾勾畫畫倒是容易，這一筆下去恐怕這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回答說，一家哭總比一路哭好些吧。

新政陸續實施，很大程度上打亂了原有的行政秩序，觸動了許多官僚的利益。比如范仲淹派出按察使，大膽揭發各地官吏的不法行為，並要求朝廷立即罷免他們的官職，但大面積更換官員談何容易，副作用也很大，甚至可以使地方行政系統癱瘓；即使更換，地方官員也不歡迎范仲淹新舉薦的各路監司官。又比如科舉考試增加了新的內容，這讓原來只知背誦經義和詩賦的舉子感到無從適應。

因此改革不到半年，朝廷中對新政的措施便議論紛紛，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更是千方百計地攻擊范仲淹為首的革新派。

之前范仲淹入朝而夏竦被逐一事，曾令國子監直講石介十分興奮。當時石介寫了一篇《慶曆聖德頌》，將范仲淹等人入朝稱為“眾賢之進”，將夏竦被逐說成是“大奸之去”。夏竦對此懷恨在心，開始想辦法整石介。

富弼入朝後，石介寫信給富弼，鼓勵他“行伊、周之事”。夏竦得知此事，唆使家中婢女模仿石介筆跡，練成之後，篡改了這封信件，將“行伊、周之事”改為“行伊、霍之事”。這裡伊是伊尹，周是周公，霍是霍光，分別是商朝、周朝和漢朝的輔政大臣，不過霍光在漢昭帝去世後，曾先立昌邑王劉賀，後又廢劉賀改立漢宣帝。

伊尹、周公連稱是指輔佐天子的賢臣，而伊尹、霍光連稱則成了廢立國君的權臣。這一改非同小可，等於誹謗改革派的勢力已威脅到君權。此事傳出，范仲淹與富弼十分恐懼。為了避嫌，立即請求出朝巡邊，不久分別出為陝西河東宣撫使和河北宣撫使，慶曆新政陷入僵局。

這時，宋夏和議形成，各地的叛亂與起義也已*平息，仁宗皇帝突然覺得本是太平盛世，所謂的新政只能引起紛爭不斷，令他厭煩。不久，富弼的岳父、范仲淹和歐陽修的引薦人晏殊罷相，諫官蔡襄和孫甫等人自求外放，新政的領袖與骨幹幾乎全被排擠出朝，朝中只剩下樞密使杜衍盡力保護尚在朝中的革新派官員。

然而反對派並不罷休，杜衍的女婿、進奏院的蘇舜欽在一次活動之後宴請來賓，席中有位王益柔戲作了一首《傲歌》助興，詩中有“醉臥北極譴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兩句。御史中丞王拱辰得知此事，指控蘇舜欽等人誹謗周、孔，犯大不敬之罪，要求誅殺王益柔。幸得韓琦及時進言，仁宗從輕發落，將蘇舜欽從官府中除名，王益柔等人貶官了事。王拱辰等成功打擊了改革派官員，甚為得意，聲稱“一舉網盡”。

接著反對新政的一派官員繼續攻擊新政官員相互支援、結為朋黨，仁宗開始聽信。到慶曆五年，范仲淹、富弼被正式罷去宰執職位，貶為知州，杜衍罷相，韓琦也被擠出朝廷。隨著革新派官員被盡數趕出朝廷，新政的各項措施也在反對聲中被基本廢除。

同一年，石介也被外放到濮州（今山東鄄城縣北）任通判，未到任所便在家中病亡。當時，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反，敗露後被殺抄家，石介以前與孔直溫的來往書信也被查抄出來。夏竦藉此大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