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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所著《朱子新學案》原稿贈送香港中文大學的錢穆圖書館，實現了離開新亞書院時的承諾。

1980年夏，錢穆再度赴港，與留在祖國大陸的兒子錢拙、錢行、錢遜和幼女錢輝（晦）歡聚一週。錢穆很是自責對子女沒盡到責任；對於幼女因他的緣故受委屈，格外感到愧疚。

未料這次團圓後一年半，長子錢拙即因淋巴癌去世。而錢穆回臺後，又被外界質疑他是否已返回大陸探親。

1981年藉著侄子錢偉長與長女、中國工程院院士錢易到香港作學術演講的機會，在新亞書院院長金耀基的安排下，年過八十的錢穆再度赴港探親。見到數十年未見的長侄、長女，錢穆相當激動，一起在香港中文大學宿舍共度天倫兩週。對於幾名子女經歷的艱苦，他勉勵錢易，“吃些苦沒什麼”，“只希望能做好一箇中國人，用功讀書做學問”。

錢穆格外記掛錢偉長。據錢穆回憶，這位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侄子，是他母親在子孫輩中特別細心教養的，錢偉長的父親更是他畢生敬仰的長兄。當年在蘇州教授國文時，家中人丁凋零，長兄又辭世，錢穆特地把讀高中的錢偉長帶在身邊唸書。

錢　穆 “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學大師（6）

錢偉長的名字還是錢穆取的，襲自晉代建安七子徐幹的字“偉長”，希望他見賢思齊。錢穆年輕時與錢偉長同在燈下讀書，錢穆母親一旁縫紉伴讀，更是錢穆老年相當記懷的一個畫面。叔侄兩人情誼深厚，卻數十年無法相見，又聽聞錢偉長曾被戴上“右派”的帽子，讓錢穆相當掛念，此番探親終於了了個大心願。

1983年4月，北京大學教授朱光潛應邀到香港，參與中文大學“錢賓四先生文化學術講座”，講授“維科的新科學”。錢穆為一會故友，頂著年邁身軀，再次赴港，場面甚為感人，也看得出錢穆的真性情。此行恰逢錢偉長夫婦也到港參加學術活動，一家人又有了歡聚的機會。翌年，錢穆藉著到港過九十大壽的機會，四度與子女團聚。

1985年，蘇州市政府透過知名學者錢鍾書寫信，邀請錢穆訪問並慶祝蘇州建城兩千五百年，但因居中轉信疏漏，加上客觀的政治環境限制，錢穆始終未能赴約。但錢穆對故土的懷念與情感毋庸置疑，他對中國的改革，乃至於要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更是滿懷希望。

中國人不要忘記了中國

錢穆的風骨在他對著作的堅持上得見一斑。臺灣孔孟學會曾邀錢穆撰寫《孔子傳述》一書。錢穆一改常人寫作生平歷史的習慣，從各項孔子行述學說的疑義著手，成一家之言，並堅持《易經》非孔子所著的史學論點。這讓孔孟學會大為不滿，要求錢穆改稿，否則即拒絕出版。但錢穆堅持不改，把稿件交其它單位出版。

此事發生的五十年前，錢穆《國史大綱》出版後，同樣也遭國民政府審查處刁難，堅持要錢穆更改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後始得付印。錢穆同樣堅持不改，以致拖了半年才出版。

《國史大綱》為錢穆一生力作，除了學術貢獻外，愛國的精誠更是讓人動容。對錢穆而言，《國史大綱》的寫作構想是源自九一八事變後的亂局，本來就是一部抗日救亡、宣傳愛國的國史教科書，因為唯有熟習歷史，培養國民對歷史的關切與溫情，才能達到救亡圖存的真正目標。

錢穆晚年多次指出，中國人對中國文化失去信心是中國文化的最大危機，學校教育偏重自然科學，崇洋蔑己，更是中國文化的隱憂。他強調，中國從無帝國主義侵略他國的文化傳統，向來推崇“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才是真正的世界性和平觀。

錢穆還認為，中國國家的完整與持久統一性，是中國固有傳統；改朝換代只是國內政府改組，而非中國人征服中國人。因此未來中國走向和平統一目標，才符合歷史傳統文化的民族性；不同政治意見都必須在同一個國家的框架下，由中國人來領導中國。

1985年，江蘇古籍出版社提出出版錢穆全集的構想，卻被打了回票。一是錢穆不贊同以簡體字出版中國學術作品；二是很多他手邊未發表或即將發表的新作未被納入出版計劃；此外，錢穆在兩岸對峙期前後，曾發表部分政治性言論，但他主張負文責，反對修改、刪節，此爭議幾經協調才暫告落幕。

1986年，在蔣經國的邀請下，九十二歲高齡的錢穆受聘為“總統府資政”。為表達對錢穆的敬重，蔣經國特委由“秘書長”沈昌煥親到素書樓致送聘書，一時被傳為美談，顯示兩蔣對一代儒宗的高度尊重。錢穆則說，在他之前從無學者出任“資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