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徭役。交納糧食的人須先將糧食運到長城沿線的邊塞，等邊塞的糧食積累到可供五年食用之後，再交納到內地各郡縣的糧庫。

西漢實行的二十級爵位等級中，上造為二級，五大夫為五級，大庶長為十八級。爵位最低的是一級公士，最高的是二十級列侯（周勃、陳平等人便是列侯）。

此令一下，有錢人紛紛出動，大量的購買糧食運往邊塞，糧價頃刻間便漲了起來，農民得到了極大的實惠。

結果是，有錢的富人有了爵位，有糧的農民有了錢。朝廷則是錢糧雙收，國家財政得到了根本的好轉。在此基礎上，為了進一步鼓勵農民種地的積極性，第二年，劉恆便徹底取消了田租賦稅。

需要一提的是，劉恆時期的單純“賣爵”和滿清時期的“賣官粥爵”有著本質的不同。前者只是賣爵，買賣雙方是國家對個人，有錢人主要得到的是榮譽，因為爵位並非官職。而後者卻是官場嚴重腐敗的產物，買賣雙方是個人對個人，有錢人可以名正言順地買個官來做，錢少的買的官小，錢多的買的官就大，特大富翁甚至能買上個巡撫、道臺（相當於現在的省部級官員）之類的官職。

晁錯的文章無一不有極高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除了這篇《論貴粟疏》之外，還有《言兵事疏》、《募民實塞疏》、《守邊勸農疏》、《舉賢良對策》、《削藩策》等三十餘篇傳世佳作。

在《言兵事疏》中，他引用兵法之言證明一支軍隊中將領是最重要的，“……所以說武器不精良，是把士兵送給敵人；士兵不能作戰，是把將領送給敵人；將領不懂用兵，是把君王送給敵人；君王不會選擇將領，是把國家送給敵人。……”

在這篇疏中，他還提出了“以夷制夷”的一種全新的戰略主張，晁錯說道，“……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漢軍與降軍）相為表裡，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在這篇奏章的最後，晁錯自歉道，“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晁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裁擇。”

劉恆看到奏章後立即給晁錯做了回覆，“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固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晁錯確實是一位忠心可嘉、敢想敢說的曠世奇才，至於他狂與不狂劉恆根本就不在乎。劉恆注重的是奏章的具體內容，他最討厭那些歌功頌德的文章，他認為這樣的文章即便是說上一萬句也是等於個零。而且，如果“言者不狂”（不說真話），“擇者不明”（不辨是非），那才是“國之大患”。

晁錯的《募民實塞疏》主要論及的還是邊疆的防禦問題，其文章的大意是，“胡人擾亂邊境，如果邊塞配備計程車兵人數過少，就難以抵擋他們的侵入。如果朝廷不發兵救援，邊塞的人民就會因絕望而投降敵人。如果發兵救援，等大軍趕到時，他們早已溜之大吉。集結大部隊長期駐紮，費用又太大。如果部隊駐紮一段時間又撤走，敵人還會再度入侵。長此以往，勢必國庫空虛，人民痛苦不安。陛下憂心邊境，徵調士兵防守邊塞，這是陛下對百姓最大的恩惠。然而，讓遠方計程車兵守護邊塞，每年輪換一次，時間短，不容易瞭解和熟悉胡人的作戰習慣。不如提倡鼓勵百姓到邊塞定居，先為他們修建好房屋，配置生活器物。百姓中有罪的赦免他們的罪行，無罪的賜給爵位，免除他們全部的賦稅、徭役，發給冬天夏天穿的衣服和糧食。這樣，邊塞的居民就會永久居留。胡人入寇掠奪，如果能截獲其掠奪的財物，就把其中的一半賞賜給他們。如此辦理，那麼鄉里鄰居就會互相幫助，對胡人的攻擊也會冒死以赴。這同徵調遠方士兵，既不熟悉地理環境，又心懷畏懼的做法比較起來，功效將在萬倍以上。”

劉恆採納了晁錯的建議，朝廷便大量的招募百姓到邊疆定居，並把這些百姓中的青壯年組織起來，發給他們武器。這些人（類似於現在的民兵）平時從事於生產，戰時則同當地駐軍一起並肩作戰，這一做法無疑就是早期的軍民聯防。

前元十五年，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劉恆即位已經十五年了。在這十五年裡，劉恆禮賢下士，虛心納諫，關注民生，輕徭薄賦。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已進入了良性發展的軌道。儘管如此，劉恆仍然不滿足於現狀，他總認為自己“不德、不敏、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