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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精明透頂，很快就站住了腳。不出幾周，公共場所的烏布利希畫像要麼被摘走，要麼在其旁邊更醒目的位置掛上了更大的毛澤東畫像。莫斯科對這種象徵性的做法極為重視，要求我們上報一共掛了多少幅毛澤東畫像，都在什麼地方。我們於是開始了這項毫無意義的統計。

記得離開桑給巴爾前還和一個美國人有過一面之交。當地最重要的糧食作物是木薯。每到收穫季節，島上的外國人都受到邀請，參加收穫木薯的勞動。到了地頭，先是樂隊奏樂，士兵跳舞表示歡迎。隨後開始收割，一直幹到腰痠背疼為止。我旁邊是美國駐桑給巴爾領事，一個個頭不高，目光警覺，精力充沛的人。當地人把我倆帶到一邊，儘可能婉轉地解釋說，我們錯把纖小細嫩的木薯當成了雜草，將其連根拔出後扔進了垃圾堆裡。我好奇地想，這位叫卡盧奇的美國人是否知道我是何許人。他是一位受器重的外交官，後來一直做到中央情報局副局長。

儘管我們幫助桑給巴爾純粹出於公心，擴大我們在第三世界的活動的基本動機並沒有因此消失，即繼續爭取更多的國家給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外交承認。到了1969年時，訪問東德的外國友人絡繹不絕，爭先恐後地要求我們提供援助。敘利亞和埃及不顧哈爾斯坦主義，開啟了與東德的關係。蘇丹、南北葉門、剛果（布）、柬埔寨和羅得西亞解放運動緊隨其後。接待一次埃及內政部長意味著要按照米爾克的指示，把所有的窗子都擦上兩遍。國家安全部大樓的院子裡還要排列好儀仗隊和青年合唱團。我開始感到這種關係成了不必要的負擔，不管訪問奇鄉異國多麼富於刺激。米爾克和我的首要職責是確保我們在歐洲諜報戰中的優勢，而參加這些送往迎來的活動佔用了我們的大量精力。西德一直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如今一些中級官員卻被派往人地兩生，政局不穩的第三世界國家長期工作。煩惱歸煩惱，發展這方面的關係乃是我國領導人的旨意，不是我能決定的。對此諜報機構只有貫徹執行。

有一段時間我們尤其重視與埃及的關係。1967年的六日戰爭結束後，納賽爾總統透過他的內政部長戈馬將軍表示，他希望與我們交換情報。我的副手訪問了開羅，受到隆重的接待。原來納賽爾想請我們幫助查出隱藏在埃及政府和軍隊中的以色列特務。他認為這是埃及戰敗的原因。 我們告訴納賽爾，東德在以色列沒有間諜。他聽後大失所望。可我們說的是實話。我任外國情報局局長的33年裡，東德始終未能滲透到以色列的諜報機構裡。在莫斯科的督促下，早期我們曾試圖從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中發展我們的人，但一直沒有得手。我們所需的有關中東地區的情報大致上可以透過美國和西德的渠道以及後來巴解組織諜報機構得到。我也就不再苛求。 我十分擔心會陷到中東里面，無法自拔。可蘇聯人與以色列這個敵人較上了勁兒。我決不會僅僅為了幫助阿拉伯國家對以色列出口氣而花費氣力去搜集情報。在我眼裡，以色列和其他國家沒什麼不同。我看到滲透活動事倍功半時，馬上停止了在以色列發展間諜的活動。

再說有跡象表明，埃及人提出交換情報時藏了一手。我們表示希望瞭解北約國家在中東地區的諜報活動。埃及諜報首腦穆罕巴拉為此接見了我們。此公為人狡黠，首次會面時用的是假名。我們知道他跟中央情報局打交道時也是如此，因此防了他一手，以免他把我們想了解的情況告訴美國人。為了增加我們對他們的信任，埃及諜報官員領我的代表參觀了一家制造火箭的秘密工廠。這是一家奧地利企業在前德國火箭專家馮·布勞恩的一位同事皮爾茨的幫助下建造的。埃及人認為工廠裡有人搞破壞，想請我01協助偵破此案。我不想讓人覺得我of情報局好像是一個諜報方面的諮詢機構，哪個國家出錢僱我們，就替它解決國內問題。因此回絕了埃及人。

我認為，在海外開展諜報工作必須要找與我們同心同德的人。我不贊成與那些和蘇聯及東歐不是一條心的國家做臨時性的交易。時隔不久，我們看出與埃及的合作不會有什麼結果，於是結束了這種關係，但與戈馬本人和他主管的內政部仍有來往。1970年納賽爾死後，新上臺的薩達特指責戈馬是叛徒。我們情報局在開羅的成員減至一人，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大使館內任聯絡官員。他主要負責大使館內和館員的安全保衛工作。蒐集有關美國、西德和其他北約國家諜報人員在埃及活動的任務落到了合法駐外人員的身上，即一國駐外使館內偽裝成外交官的諜報人員。我們在開羅的人將情報送回國內情報局主管中東事務的第3科，然後再上轉負責第三世界事務的第3處處長，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