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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改革好。比方說做掃把，如果你僅僅是做的不夠整齊那你只需要修復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要的是竹掃把而實際上卻做成了毛掃把，那麼就需要整個地重新從材料的選擇開始做掃把。也正因為如此國家機器的框架直接決定了這個國家在未來需要發生改變的時候能夠採用的改革範圍。比如說後世那個社會主義的中國想要獲得市場經濟那種道路是極其艱難的，不得不在最後我們的偉大領袖告訴大家：“ＧＣ主義是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並且這些先富的人將帶動所有人達到共同富裕。”而後來就變得和中國最初的道路完全不一樣，那就是“###”，從改變的政策可以看出國家整體是一個越來越寬鬆的政策，也給未來可能需要的改變留下了巨大的空間。當然即使是這樣的論調在當時的社會上也形成了巨大的思潮衝擊。

正是因為如此，深知國家政策和意識形態需要因時而變的南華共和國領導團體在這種政策、綱領性的知道方面並沒有明確的規定，也就是在未來可能出現問題的時候能有更大的空間去求變。當然這種不明確並不就是國家政策的萬能膏藥，這樣的政策就很難如同Ｓ聯那樣依靠社會的合力迅速取得進步，當然也不會如Ｓ聯解體時那樣使得整個國家的政策變得固執和難題調整，因此南華共和國在有眾多有力的促進發展因素的時候就選擇了這樣寬鬆的政策來規避國家走錯路的奉賢。

相反南華共和國在對經濟、生活、刑事等細小的方面卻作出了細緻而明確的規定，而這些細緻的東西在最開始讓整個國家覺得很難適應。比如你突然要求那些富豪為自己子女繼承自己的產業交稅，並且因為豐厚的收入交上高額的所得稅的時候整個社會都變得難以理解。那些有錢人自然是不願意，即使窮人也因為國家蒸蒸日上的經濟和對未來的美好預期變得有些陰陽怪氣，一方面對有錢人幸災樂禍另一方面對自己的未來同樣的支出覺得不滿。當然發展是掩飾一切矛盾最好的東西，有錢人為了在南華獲得更多的利益而閉嘴，窮人因為生活的大幅改善和長久以來缺乏對國家政治參與的積極性而變得冷漠和淡然。於是南華共和國出現了更多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法律，比如對一對夫婦生育超過４個孩子的家庭進行處罰的計劃剩餘讓那些東南亞的華人家族因為完全無法接受這樣的政策在這個國界並不明顯的時代將自己的子女送去南華國外傳宗接代，由於資金的迅速外流讓南華共和國的領導層不得不迅速將這條法律加了一個條件那就是“已有男孩的情況下”，但是這種生育依然是要支付高額懲罰的。雖然明知道這是一種倒退但是相對國家迫切強大的需求政府也只能推卸，於是呼這種妥協成為大家族不得不接受單傳這樣的現實。當然這樣的政策並不能阻擋有錢的南洋華人的生育，卻在相當程度上限制了當地願住民的繁衍。

法律之所以能夠在南華迅速地象民間普及必須說南華共和國公民普遍不低於亞洲發達國家的文化素質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南華共和國對於教育的努力可以說是不遺餘力。如果有商人想要在帝力獲得一片住房房地產開發的土地，那麼你必須報出投入的資金、未來出售的收入預期等並經過稽核，從而確定作為開發商必須在教育上投入多少錢。

不要以為這種機制是一種簡單的事情，要做這些事情政府的稽核部門就必須是廉潔而高效，如果不能保證政府部門的能力那麼這種權利還是不要放出讓他成為腐敗的工具為好。好在南華共和國的各部門核心領導層都是那個時代純潔的學者，和原先東南亞愛國的富有商人。因此整個政府部門的氛圍處於一種良好的態勢。當然話說回來現在沒有不代表將來沒有，也不代表是不是現在就有而沒有被發現。所以南華共和國在反腐敗方面有嚴格的立法，雖然讓崇尚人權的M國說三道四，但是南華共和國的政府高層針對那個時代社會最嚴重的問題將腐敗的最高刑罰定為絞刑。並且在國家還沒有大到有太多牽連的時候模仿未來的香港成立了廉正公署，這樣卓有成效的機構並且迅速地完善這相關的立法。

南華共和國在其實際由華人掌權的近一年中帶來了大量的變化，比如說頻繁的體育賽事，又比如說不斷上演的電影和每週在帝力都有的演唱會。南華共和國的發展策略不但是將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物質發展不斷地呈現在大家面前，還將一種未來和諧社會的生活方式用各種潛移默化的方式去影響別人。讓人們在舒適的生活中明白為什麼要交稅、為什麼要搞計劃生育、又為什麼要讓每個孩子都上學。

但是與南華共和國一岸之隔的東南亞其他國家卻沒有這樣的好運氣，革命或者說過分的剝削讓大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