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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上的差異之外幾乎沒有區別，然而歷史卻因為他們的改良主義態度對他們做出了落後甚至反動的評價，這是極其不公正的。後來的學者之所以仍然承襲這種看法正是因為他們不瞭解當時保皇黨的所有活動。

二、對共和進行反思。

共和是什麼？在我看來，它是一種多黨聯合執政的政治體制。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黨最初思考的都不是這個問題。直到清廷將要退位，中國南北雙方才開始把這個問題提到桌面。孫中山他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共和的思想，他們的主張很明確也很狹隘，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或者說恢復漢族的統治地位，這種思想其實根本沒有五族共和的意味。倒使維新派反倒沒有這種狹隘的民族立場，只要利國利民，什麼人都可以進入政府。孫中山是極力倡導民主的先驅，可是他始終不同意架空革命領袖的內閣總理負責制，不是他貪戀權利，而是他意識到中國當時還沒有達到可以完全實施民主化程式的政治階段，為此，他招致了革命黨內部很多人的不滿和誤解。所以，雖然中國近代最終選擇了共和政體，但是從當時各個政治集團的初衷來看卻都不是他們的本意而是被迫使然或者時勢所然。清廷不願意、袁世凱不願意、康有為不願意，孫中山也一樣。那麼是什麼因素又導致了這個結果呢？關鍵還是對民主的認同與法制的建立。不管是維新派主張的君主立憲，還是革命黨人堅持的共和制度，有一點是毫無異議的：用法律保證和約束每個人的權利。私天下已遭到所有人的指斥和鄙棄，民主已成為大勢所趨。各派觀點不同的是實行民主的程式和速度問題。所以，說白了，革命黨與維新派爭執的根本不是政體而是實現政體的時機和具體方式。那麼，時隔一個世紀，我們現在靜下心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恐怕就會有另外的感受。即從現在的眼光看，按照中國當時的實際情形，選擇君主立憲也許未必落後於革命立憲。

換句話說，保皇派當時的一些的思想未嘗沒有道理，未嘗不比革命黨高明。歷史是無情的，也許當它選擇了另一種方式，國家又是一種面貌，這一點誰也不能判斷。無數的偶然註定了必然的結局。假如光緒皇帝沒有被囚，戊戌變法還在繼續；如果袁世凱及時倒戈，慈禧提早下臺；或者孫中山領導的廣州起義、黃興領導的長沙起義搶先成功，中國會是什麼情景？誰也說不清，但歷史永遠沒有假如，只有現實，革命黨成功了，保皇派失敗了。孫中山被邀四處演講，風光無限；康有為隱遁民間、黯然神傷。可是，值得玩味的是：革命成功了，孫中山卻不得不辭職，舞臺上卻在演義康梁變法的故事。改朝換代究竟給老百姓帶來什麼？只有老百姓心裡明白，為民族振興作出貢獻的人永遠不會被忘記。

只要出發點是好的，思想沒有對錯之分。不管是保皇派還是革命派，他們的動機是一致的，都是希望國家強盛、人民幸福。只不過在實現這個目的的道路上兩派有不同的觀點而已。一個主張君主立憲，一個倡導民主共和。儘管民主共和的政體最終建立，但真正的民主是否實現了？人民的生活是否安康？事實證明都沒有，反倒引起了連綿的內戰，爭鬥不息。所以康有為當時說：“以共和立國，以我國的國情，只會導致軍閥割據，國分裂而民塗炭。”事實也誠如此言。

試想，如果當時實行的是君主立憲，國家就一定會安寧嗎？恐怕也不一定。但是相對而言要比民主共和更能為大家接受一點。因為它更現實，更與中國的國情切近一些。也就是說，當民智未啟，教育不興，國力薄弱、軍閥割據之時就期望民主是不大可能的。很多人不瞭解革命，就連湖南起義勝利後的副都督陳作新所理解的革命結果也不過是：廈屋三間、白銀萬兩，美妾三個。因此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根本就不知民主為何物？與此同時，也缺乏保證民主得以貫徹的法制，所以，朝代改換了，實質仍沒有改變。

我覺得這部小說的現實意義在於作者透過走向共和的艱難歷程向讀者昭示：民主得來不易，實現法治更難。尤其在中國這個封建傳統深厚的民族，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人治是在較短的時間裡根本無法改變的，革命只能改變政體，完成真正民主的法治任務需要廣大人民的覺悟和思想境界的提高。慈禧太后臨死前所說的最後一句話耐人尋味：“決不能讓一個女人的權利達到頂峰。”其實又何自女人，男人也一樣。一個人的權利太大就無法無天，就可能把一個民族引向深淵，這種教訓在中國實在太多了，現在的民主制度雖然在不斷的健全，可是仍然沒有形成很好的約束各級“一把手”的機制，相應的，各級屬下的奴婢習氣和作風又反過來助長了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