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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很自然地要把他視作革命黨的殘餘分子，唯恐他的所作所為造成一呼百應、星火燎原的局面，因而很自然地要用“太遠於事理”的軍事行動來圍剿阿Ｑ了。而魯迅也正是要透過這樣的“太遠於事理”的誇張描寫，突出強調辛亥革命失敗後的這一段白色恐怖時期，反動派對革命既害怕又仇恨的歷史真實，表現反動派對革命的報復是何其殘酷，何其“太遠於事理”。正是“誇張愈奇，愈見其真”。

阿Ｑ在土穀祠被捉的場面描寫，既是藝術的真實，更是歷史的真實。魯迅用力透紙背的千鈞之筆，滿懷著憂憤之情，以看似極度誇張的筆墨描述了阿Ｑ在土穀祠被捉時反動派“太遠於事理”的興師動眾地予以*，深刻地顯示了阿Ｑ悲劇的必然性，令人信服地證明了阿Ｑ的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社會的悲劇，辛亥革命的悲劇。

廣西大學《閱讀與寫作》1996年第1期

范仲淹為何不記岳陽樓

顧名思義，《岳陽樓記》本應是以記岳陽樓為主要內容的，這不僅是由文章的體裁所決定的，也是范仲淹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

宋慶曆三年，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失敗後，被貶到河南鄧州，他的朋友滕子京也因受到誣告而被貶到了湖南。在湖南的任上，滕子京頗有政績，正所謂“政通人和，百廢具興”。第二年，在他的主持下，“增其舊制”，重修了岳陽樓。為了記述這一盛事，滕子京便請他的好友范仲淹為重修後的岳陽樓寫一篇《岳陽樓記》。顯而易見，滕子京是想讓大手筆范仲淹用他的生花妙筆，記下重修後的岳陽樓空前壯觀的規模形制，以顯示自己的政績。可結果，范仲淹受友人囑託寫下的這篇名為《岳陽樓記》的散文，對重修後的岳陽樓只以“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了了數語敷衍之，而且連登臨岳陽樓所觀之景也以“前人之述備矣”而一筆帶過。作為散文大師和滕子京好友的范仲淹，竟不顧友人所囑，也不顧這類記物體散文的體裁特點，不僅對岳陽樓的盛景不加記述，反而將其寫成了一篇類似《登樓賦》的借物詠懷言志的抒情散文，並且還能使友人滿意，並使歷來的研讀者對其文題不符的矛盾之處一無所察，原因何在，奧秘何在呢？

簡而言之，范仲淹不記岳陽樓，是因為他當時正在鄧州的任所，沒有見過重修後的岳陽樓，而且不僅當時沒見，就是此前此後，他都沒有到過岳陽樓，更不用說見過洞庭湖了。他對岳陽樓和洞庭湖的瞭解，就是滕子京讓人送來的《洞庭晚秋圖》和前代名家有關洞庭湖和岳陽樓的詩文。就憑這些間接的材料，他怎麼可能將重修後的岳陽樓盛景如實地記述下來呢？他怎麼可能將洞庭湖的景觀如實地描寫刻劃出來呢？憑空杜撰，或者裝作到過洞庭湖，照搬現成的材料，拼湊出一篇文章來，這對於一般人來說，作為一般的應酬之作，似還將就。但岳陽樓畢竟是名勝古蹟，滕子京畢竟是他的好友，他范仲淹畢竟是一代文章大師，為人之道，為文之道，都是不可以這樣做的。所以他在文章中，對岳陽樓和洞庭湖沒有正面加以詳細地描述，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可是好友的一片盛情美義，這麼遠地託人來請他作記，他又不能拒絕，於是，就有了這篇題為《岳陽樓記》，卻並不記岳陽樓而直抒胸臆的文題不符的散文名作了。

可以想象得出，范仲淹面對著《洞庭晚秋圖》描繪的山水之景，吟誦著前賢的詩賦，看到好友滕子京被貶後做下的一樁樁顯赫的政績，聯想到自己雖有著遠大的政治抱負，革新的主張，卻面對混亂的政局，憂心的國事而無能為力，遙想千古興亡多少仁人志空有抱負而最後只能飲恨終身，不由得感慨萬千。於是借題發揮，將岳陽樓及其大觀以“前人之述備矣”而一筆帶過，由洞庭湖上陰晴之景引起的“覽物之情”入手，將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淋漓盡致地抒發出來。而這樣的思想，顯然要比單純地記物寫景更為打動人心，更能引得那些仁人志士、文人騷客的激賞和共鳴了。而且范仲淹的這篇文章，賦於岳陽樓以極其豐厚博大的思想內涵，真是不記岳陽樓，勝似記岳陽樓，高出於任何前賢抒寫岳陽樓的詩文之上，自然也就無人去斤斤計較其寫《岳陽樓記》而沒有記岳陽樓的文題不符的矛盾了。

范仲淹之所以有違友人所囑，不記岳陽樓而又樂於為友人寫下這篇名實不符的《岳陽樓記》，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他的友人滕子京“豪邁自負，罕受人言”，范仲淹“正患無隙以規之”，所以在滕子京求寫《岳陽樓記》而自己又無從記起之時，借題發揮，寫下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