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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始皇之前，中國的正式中央王朝是周朝，儘管已經式微。上古三代，史無詳載，但後世儒家編撰了很多動人的故事，將其描繪成政治理想國，什麼“文武之治，一張一弛”，“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等等，反正周王朝是純正“封建”，據說是美得很。

但是，兩千多年前，經濟、交通十分落後，周王朝對統治區域的有效管理應該是個問題。把子侄、功臣分封到各地，起碼在心理上有了統一管理的感覺。

到秦代，生產力已經有所發展，鐵器也已經普遍使用。從秦統一後的一些重大決策可以看出，政治體制的變革已經具備了成熟的社會條件。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等等，都是統一國家管理的基本條件。

李斯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體制創新者，儘管他個人的人格境界低了點兒（以後會有機會評價他）。他提出了對“子侄功臣”的政策，就是“以公賦稅重賞賜之”，衣賦食稅，結果是“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這個政策，應該說一直沿用到後世。“郡縣”是資本，“賦稅”是利息，把利息的一部分給子侄功臣，而不把資本交給他們，這是政治成熟的標誌。可惜，這種成熟的程序到了這一層面就停止了。

後世，郡縣制大致定矣，但“封建”多有反覆，漢高祖得天下，也分封過功臣、子侄，後來在呂后幫助下剪除異姓王，與眾臣盟，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分封政策變成了只封劉氏子弟，結果劉姓王一樣和中央鬧對立，景帝削藩時還引發了皇族內戰。

封與不封，在今天看來只是一個對待子弟功臣的政策待遇問題，但是在當時，則是一個政治體制和權力基礎的構建問題，也是政治上必須馬上回答的問題。

秦始皇與李斯不搞封建制而推行郡縣制，是因為他們從周朝的衰落、從諸侯國之間不停的戰爭中看到了“封建制度”的缺陷。劉邦初定天下，則不免事事反秦而行之，以為秦之亡與廢封建有關係。後世的柳宗元看到了其間的差別，他在《封建論》裡說：“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製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這個看法是公允的。

在秦，“有叛人而無叛吏”；在漢，“有叛國而無叛郡”。柳宗元看到了郡縣制是帝國王朝穩定的基本制度。郡縣制的核心是官員由中央任命，對中央負責；分封則剛開始還領中央的情，時間一長，就習以為常，像今天美國的州郡，基本自治，聯邦政府的權力在各州有諸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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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防止民間武器擁有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資治通鑑》中華書局版第236～237頁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把天下的兵器收繳上來，鑄了十二個金人，這件事史書上言之鑿鑿，讓人不能不信。但是我還是有疑問。

當時的戰爭，前後投入的兵力不下數百萬，坑殺俘虜動不動就是幾十萬。如果一個士兵平均每人擁有金屬武器一公斤，那“天下兵”至少得有一百萬公斤，也就是一千噸。若鑄十二個金人，一個平均要重八十多噸。

以當時的鑄造技術而言，搞出八十噸的鑄件絕無可能。事實可能是，確實鑄了十二個金人，不過十二個金人所耗對於天下兵器來說，只是零頭，此舉多半隻具有象徵意義。收天下兵器，以當時的社會動員程度而言，也沒有可能，還有一個情況不能不談，在中國古代，一旦戰爭規模擴大，就會把大量農民捲入，農具即是兵器，請問誰能收起來？

“收天下之兵鑄金人十二”是一個象徵舉措，他對於新政權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表明新政權結束戰爭、開創和平生活的意志，所謂“鑄劍為犁”是也。這對長期處於戰亂之下的老百姓來說，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