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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這表現三次‘左’傾此時已驚惶失措。

正因為驚惶失措，戰略大轉移過程重大行動既未在政治局討論，又未做到政治動員，也未能在轉移前給紅軍以必要的休整而倉促行動。

10月16日開始長征，一、九軍團為左路，三、八軍團為右路，五軍團後衛，保護中央長征。

全軍8萬多人開始大搬家（後方機關過於龐大），紅軍為了掩護中央，一路上被動挨打，30多天中在贛南、湘東、湘南、桂北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10月21日在贛南安遠、信豐間突破第一道封鎖線，11月15日在湘南宜章突破第三道封鎖線，11月底在廣西北部的興安、全州之間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

“編外參謀”貢獻多劉帥美名垂青史（6）

博古的意圖是想到湘西根據地和二、六軍團會師。

但這意圖被敵識破，敵人層層設防。

12月紅軍到達貴州東部地區（黎平、施秉），博古仍然想到湘西去，遭到大多數同志反對。

此時部隊混亂現象嚴重，即在此休整3天，於1935年1月7日佔領遵義。

部隊在遵義休整了十幾天（八軍團在黎平即併入五軍團，教導師併入一、三、九軍團）。

博古等有個錯誤觀點，認為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軍團會合後放下包袱才能打仗，所以一路避戰。

就是對孤立的、拖得疲勞不堪的敵軍，也未主動反擊，只是招架，實質是驚惶失措的退卻逃跑。

跑到遵義時，8�5萬多紅軍剩下3萬多人。

1�廣昌戰役後不應再拼，應保守實力，仍拚（高虎腦、萬年亭、驛前戰鬥）。

2�轉移應給紅軍必要休整，不給。

3�轉移應做充分的政治動員，未做。

4�轉移中完全可以打擊追擊的敵軍，不敢打，一味逃跑，失去在湘南立足的機會，調動敵人、間接保衛中央蘇區的機會。

5�戰略指導機械——在進入湘東（桂東）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敵已知我意圖是湘西而層層集兵設防，仍堅持不變——去湘南。

到桂北，直到貴州北部，還想去湘西，戰略方針機械。

還在第五次反‘圍剿’進行中，大家對三次‘左’傾的打法有意見：沒有本錢打什麼洋仗？毛主席是有什麼本錢打什麼仗。

但是很多人不敢提意見，提了就被說成是對戰爭的動搖，就是機會主義，前途是反革命。

這帽子嚇人。

這時，按三次‘左’傾‘絕對正確’的打法，打了敗仗，使黨和紅軍遭遇絕大的危險。

大家要求開會。

毛主席為了挽救黨的事業，在路上不斷進行說服教育，不斷和三次‘左’傾鬥爭。

三次‘左’傾的領導者已沒有辦法，有的也多少有了點覺悟，而且貴州的軍閥力量薄弱，就在遵義開了會（1月17日結束）。

在這個會議上，清算了三次‘左’傾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形勢緊張，政治領導上的錯誤未清算），重新由毛主席領導軍隊，在最危險情況下挽救了黨。”

劉伯承以具體的事實，闡明瞭毛主席軍事路線的正確性，由此瞭解到這條正確軍事路線是怎樣地挽救了黨。

同時指出三次“左”傾“推行以公式教條為特徵的做法”及其嚴重的危害。

他提供這份文獻應該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戰爭的實際相結合的光輝範例，證明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學風、思想路線在極端危險的關頭能起到轉危為安的偉大作用。

劉伯承實際上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他不愧為出色的教育家。

最後的奉獻進入20世紀70年代，劉伯承的眼疾又趨嚴重，視力大為減弱。

但他關心軍事院校建設的熱忱依然絲毫未減。

1970年5月，南京軍事學院、北京高等軍事學院與政治學院、後勤學院合併，成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政大學。

當他知道這個訊息，決定把自己所珍藏多年的2000餘冊軍事理論學術著作、教材和書籍，送給軍政大學圖書館，讓這些寶貴典籍繼續為廣大教職員工服務。

“九？一三”後，軍政大學校長蕭克去看望他，劉伯承充滿激情地說：“我現在年紀大了，眼睛也不行了。

這些教材和書籍留給你們吧。

希望你們把學校辦好。”

1972年2月，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