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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問題不在於核心思想的對錯，而在於沒有做到平衡。華盛頓共識也是同樣的問題，華盛頓共識的優點很多，但是改革不夠廣泛和平衡。它沒有全力促進窮國更快地積聚和開發資源，以創造新的全球化利益相關者，也沒有優先為窮國提供所需的培訓和獲得資本的途徑，從而在智利和巴西等國播下了不平等的種子，使民粹主義在整個拉丁美洲和俄羅斯死灰復燃。超級精英設定的議程如果讓當權者迅速得到更多利益，讓普通人望塵莫及時，就應該提高警覺了。

超級精英不是透過命令掌控一切，也不是透過陰謀或者陰謀小集團行使權力。他們自有分寸，透過一些強有力的、雄心勃勃的小團體施加影響。大型石油公司是否影響了能源政策，使世界繼續依賴它的產品？大型汽車製造商是否故意拖延重要的技術突破，不願生產更環保的汽車？大銀行是否推出政策，迫使債務國能夠償還債務卻不充分考慮可能造成的社會或政治動盪？最大的軍火承包商是否在推行一套永久戰爭觀念，導致世界上最大的軍火消費國——美國的國防開支是緊隨其後的國家的近10倍？宗教是否過度地影響了國家和國際政治，使得人們甚至想在“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之間劃一條分界線？“市場革命”已過去25年，我們是否能接受它忽略那些既無能力又無門路進行市場競爭的國家受到的影響？顯然，權力曲線已經影響了這些情況的方方面面，超級精英的聯結都有因可循。

超級精英的未來及其對世人的影響（2）

非正式的治理機制

必須承認，超級精英之間開會不僅只是設定議程，還能作出有效的決定。當體制薄弱和機能失調的國際組織留下缺口，或者司法管轄和執法機制之間出現真空地帶時，超級精英的決策就尤為重要。

2003年，美國一意孤行入侵伊拉克，引發了各界廣泛的批評，原因不難理解。美國政府選擇性地應用國際法和公平原則對待戰俘的決定同樣招致了廣泛的批評。這種極度負面的全球反應是完全合理的，在任何社會里，對一個恃強凌弱的暴徒都會有這種反應。美國爭辯說，這是鑑於現實的威脅，不能指望功能癱瘓、反應遲鈍的聯合國採取行動。這個理由雖說公正，但是，當最強大的國家採取的行動未能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意，甚至可能違背國際社會的利益時，不滿情緒和緊張關係必然出現。

然而，當少數幾家私募股權公司操縱市場價格，或者少數幾家金融機構和少數幾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決定新市場的管理，甚至公眾的利益由幾家大公司和富人管理時，人們的不滿卻顯然要少得多。雖說這種現象與美國入侵伊拉克非常相似，但這些行為的後果卻會影響更多的人。

有一種觀念認為，全球經濟中的許多大決定是由“市場”作出的，如前文提到的汽油價格問題。但是，市場只是影響價格的眾多因素之一，有些因素是由商界和政界精英控制的。深入地思考以下問題：不省油的汽車，折磨女性一輩子的高跟鞋，連低階動物都覺得難看的電視節目和“美國式*”都是市場運作的結果嗎？還是銷售這些東西的人、管理這些銷售的官員、提供資金的銀行家三者親密合作，操縱著市場運作呢？如果企業根據成本收益分析（因為他們的股東用利潤衡量他們的業績）來選擇廠址，它們是否會給政府發出要求低勞動成本、低稅收、低運輸成本的基礎設施的資訊呢？在全球市場裡，如果一切都是真正平等的，對於非技術性或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力來說，投資商顯然佔上風。企業傳遞的資訊就是：在競爭中優勝劣汰。世界也許是平的，也許會越來越平，但是企業市場卻不是平的。

的確，許多非正式的全球治理機制——不管是大國政府的小委員會還是大國政府和私人組織之間的公私合作機構——都在填補空缺，促進增長，使全球獲利。但是，當全體的利益只由少數人的行為來決定，或者少數人從體制中得到的資源和途徑使大多數人望塵莫及時，問題就出現了。歐盟不能把制定經濟和外交政策的權力都交給英國、德國和法國，只因它們是歐盟大國。美國也不應該讓紐約州、馬薩諸塞州和弗吉尼亞州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在羅得島州或南卡羅來納州身上。

商界和政界高層發展親密關係具有積極的意義，有助於雙方的合作，達成全球性的目標。但是，目標如果是由少數人開會決定的，將會產生扭曲的結果。政治領導人一旦離職，去為某家大型國防企業工作，他的政府公職將由另一位政界友人替代，如此一來，哪一方的觀點將得到採納？反對意見還有表達的空間嗎？大金融機構的領導透過電話會議處理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