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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美國政治結構裡的最高職務實際上並不是總統，而是選民。但是，作為公民，選民如果不去了解和仔細考慮擺在自己面前的選擇的責任，就相當於放棄了權力。大約有40％的美國選民在2004年總統選舉中漫不經心，近60％的選民在兩年後的中期選舉中沒有參加投票。根據2007年皮尤調查中心對美國人瞭解時事知識的調查，許多美國人根本不把他們的公民責任當一回事。甚至只有2/3的美國人知道美國副總統的名字；認識歌星碧昂絲？諾里斯的美國人是認識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哈里？雷德的人的4倍；認識印第安納波利斯小馬隊四分衛佩頓？曼寧的美國人是認識國防部長蓋茨的人的3倍。伊拉克戰爭佔據媒體報道頭版頭條的位置已經好幾年了，只有半數美國人知道伊拉克戰爭的原因是宗教暴力，不到1/3的人知道伊拉克的遜尼派和什葉派是發生衝突的主要派別。不到1/3的美國人知道俄羅斯總統的名字。根據《經濟學家》上刊載的一項加拿大政府的調查顯示，只有大約1/3的美國人擁有護照，這說明他們缺乏“監督”全球時代強權的準備。只有微薄的知識基礎，或無知的選民要麼是更容易被人操縱，要麼就選擇放棄投票，從而讓總統的權力毫無障礙。

選民對大多數國際問題沒有興趣，給了華盛頓的決策人一種錯覺，認為他們只要在一個小小的專家團的範圍裡就能進行他們的國際決策。這相當於廢除選民的作用。大約有1/3的美國國會議員和大約2/3的議員助手沒有護照。這說明甚至決策集團裡的全職工作人員似乎已經選擇放棄全力塑造美國的國際角色，或者說他們持有錯誤的觀念，認為他們不用離開美國就能夠對美國在世界上的作用進行建設性的判斷。在1976年至2006年之間，當選的5位美國總統中有4位沒有制定和執行重要國際政策的經驗。至於他們對重大國際行動的後果的反思不夠充分，或者沒有從這些行動中吸取歷史教訓或者缺少對地區事務的瞭解，是否也不足為奇了呢？正如一位著名的政治顧問曾對我說的那樣：“美國人傾向於根據他們相信的而不是知道的情況做出行動，他們喜歡衝動的領導人。”

進入因國會無作為產生的真空的是那些能影響這些問題的人。顯然，這是一個高度集中的、擁有全球利益的人以及能夠透過其他方式獲得權力和影響力的人的集團。

這個集團——我上一本書《管理世界》的主題——就是華盛頓的國際政策集團。這是一個小而緊密的，由有影響的人組成的集團，他們中的許多人互相瞭解，並且大多數人曾經共事過。服務於高階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領域的集團和集團中間影響最大的人不超過幾百個。這些人大部分在幾所知名學府就讀或執教（舉幾個例子：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和弗蘭克？卡路西在普林斯頓大學是室友；亨利？基辛格和傑米？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在哈佛大學是競爭對手；馬德琳？奧爾布賴特的父親曾給康多莉扎？賴斯講授國際事務課）。這個集團的成員通常都屬於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和其他能將他們緊密地聯絡在一起的集團，他們常常在好幾屆政府中合作。此外，由於他們佔據了美國的高階決策職位，他們是極少數幾個能和各國的外交精英建立最大聯絡的人，這反過來又提高了他們在華盛頓的地位。　txt小說上傳分享

全球主義者對民族主義者：新世紀的政治斷層（2）

競選總統候選人需要有高階顧問團隊，顧問團隊不僅能提供建議，而且能作為顯示候選人在國際事務方面的能力的“證明人”。顯然，最佳的證明人是那些曾經重權在握的人。那些人最有可能重操舊業。如《管理世界》一書中指出的那樣，進入那些集團的最佳方法是成為集團內的一名成員。因而產生了一個相互之間聯絡緊密的決策人集團，權力高度集中在一個小圈子裡面。

這種權力超出了行政部門。我們也看到了像高盛那樣的企業在美國政府高層中的影響，但是旋轉門現象值得再次強調，即允許決策人離開大型企業去政府工作，公職卸任後又回到那些公司工作。這就是金融界保持其影響的一個方法。美國近年來的每個財長先後都在金融界擔任高階職位也就一點都不奇怪：約翰？斯諾擔任塞爾貝盧斯對沖基金主席；保羅？奧尼爾擔任黑石公司顧問；勞倫斯？薩默斯在基金集團擔任高層職位；羅伯特？魯賓在花旗集團任職；尼古拉斯？布雷迪在自己創辦的公司達弼海外投資集團任職。事實上，政府高層職位是謀求華爾街、國防工業或企業界等其他領域高薪酬的職位的便捷途徑。雖然有人會認為這實屬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