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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貧富差別的《公平住房法》和《平等信用機會法》也為次貸危機埋下了伏筆。從2000年到2006年，美國的房地產價格上升了80％。在這場前所未有的狂歡中，積極推動得義無反顧的金融機構，向所有想買房子的人發出了誘人的呼喚：“來吧，你可以買房，不管你的收入如何，因為房價會永遠上升，你可以用升高的價格來借款歸還房貸。”而美國的房貸首付只有總價款的5％，次貸借款人一般分為五大類：償貸緩慢、信用低、生活坎坷、不幸遭遇、高風險，新的次貸產品被設計出來滿足這些借款人的需要，這是次貸行業終結的主要原因。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有一個銀行大盜叫維力·薩頓，搶劫銀行屢屢得手並一再越獄成功。最令其名垂青史的，是他的一句話——當記者問他為什麼要搶銀行，他回答，“因為錢在那裡！”你要是想知道“為什麼金融界這次捅了大摟子”，諾獎獲得者的解釋都未必令你滿意。薩頓式的直截了當可能更富於啟示，錢的確在華爾街。不但美國人的錢，全世界的錢，包括中國打工妹們辛勞積累的錢，都在那裡。

金融這個行當，美國最具有競爭優勢，幾乎所有的金融創新都來自美國，舉世罕見。有幾個數字，或許能幫助我們瞭解詳情：2006年金融服務業的產值佔了美國GDP的幾乎四分之一，利潤則佔美國所有企業利潤總額的44％（美國製造業的利潤僅為10％左右）；美國人的金融債務在1980年為GDP的21％，到2007年則是GDP的116％。

難怪每當有人提出疑問，要求檢討美國金融創新的風險效應，風險到底是在積累還是被調解對沖掉了，就遭*。格林斯潘有句評斷經常被人引用——“對專業人士私下安排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活動進行監管全無必要，這類監管只會阻礙放大（enlarge）生活水平的市場效率”——道出了美國的核心比較利益所在。透過提供高階金融服務，替全世界理財，美國人的消費水平得以放大到空前水平，而一小部分美國人的財富也得以迅猛積聚。靠虛幻的財富效應放大的消費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但在美國卻已成了常態和趨勢。其結果是，美國居民的儲蓄水平，直接的間接的加在一起，從1986年的10％下降到2006年的負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們的儲蓄率曾高達25％，同中國人目前的水平相近。

從利益博弈的角度，格林斯潘以世界金融沙皇的地位替美國謀求利益，的確是成就斐然。在理想的全球化格局中，華爾街是金融中樞，分配著全球的金融資源，中國等“邊陲地區”的資金，不管怎樣得來，都將由華爾街來估值、定價、組合、配售。這令人想起約瑟夫·斯大林的一句“名言”，在譏諷*選舉體制時他說，“誰來投票並不重要，關鍵是誰來計票”。套用斯大林的邏輯，這個世界上誰來生產物品，價值怎樣生成並不重要，關鍵是由誰來管錢，誰來定價和分配收益！結果是，中國面臨的狀況是相當困窘，過去三十年來的出口積蓄多半以美元儲放在美國，所值幾何？還得由美國說了算。

誰葬送了華爾街（3）

為了在形式上做到合理合法，美國的金融業推出了許多新做法，包括風險測評的新模型，搞得非常複雜，即使專家都會墜入五里霧中。在沒有監管的約束下，由美國發起的金融資產的放大效應有多大？據統計，金融產品交易的合約總額有530萬億美元之多（其中CDS超過60萬億），它們所賴以發起的擔保品——物理的金融資產的實際價值恐怕不過萬億。其間的關係就像一組“俄羅斯套娃”，實際的核心是個小娃娃，卻吹出層層的泡沫，每一層都被數了一遍錢，刮掉一層利潤，再讓下一層投資者接手，直到最外的大套娃，竟然吹胖了200倍！

最可悲的是，從2008年年底以來，華爾街一邊吃救濟，一邊大發獎金。華爾街人共發了184億美元的年終獎，雖較2007年的329億美元下降了44％，但仍然相當於2004年的水平，由於大量裁員，人均得到的獎金並未減少多少。華爾街發獎金讓奧巴馬很難堪。奧巴馬在其就職演說中大談責任，說是“每個美國人都應該認識到，對自己有責任，對國家有責任，對世界也有責任”。奧巴馬還表揚了那些主動少拿錢的人，“那些無私的工人們寧願自己的工時少些，也不願意朋友們失去工作”。說的多好啊！很有偉大領袖諄諄教導的意思。可這邊奧巴馬話音未落，那邊就大發獎金。華爾街不理睬奧巴馬，其中美林的氣焰最為囂張——奧巴馬白宮裝修的經費不過15萬美元，美林前老總賽恩裝修辦公室便用去120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