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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國家採取某種形式的國家導向，它們似乎只需要模仿那些富裕經濟所提供的充滿希望的目標，即勞動密集型的經濟活動和產業，與那些擁有廉價但易於訓練和工作積極性高的工人的本地企業相比，它們在競爭優勢上略低一籌，只要這些本地企業能夠獲得外國技術和必要的資本裝置。國家導向對精英集團和政府官僚也具有吸引力，不僅僅是因為當他們好像是在或者實際上的確在“管理”本地經濟時，他們的權力得到提升，而且，當國家要求創辦和經營企業需要得到許可時，這便為賄賂開啟了大門，為這些集團提供了一個額外的收入來源。但是，當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要將國家導向作為既快又好的應對增長挑戰的手段時，我們勸他們三思而後行。

即便是中國大陸過去20年裡經濟實力的增長，也不能說明國家導向對經濟增長非常必要。從表面上看，這似乎的確不符合中國的情況，因為中國看上去是一個典型的國家導向型經濟，在這裡，中央政府似乎透過幾大國有銀行為一些行業中經過挑選的、享受優惠待遇的企業提供投資資金。而且，中國經濟的有些部門，主要是能源和農業，是由政府直接管理或所有的，因而保持著中央計劃管理。就農業來說，中國政府仍然保持長達30年的土地承包期，沒有給農民們明確的土地所有權，這降低了農業生產中的投資和改善的激勵，從而也加劇了城市和農村人口的貧富差距。

然而，在過去三十年中，我國領導人已經另闢蹊徑，鼓勵企業家活動。不管是出於設計，還是出於必需，中央已經將經濟和政治的決策權下放給省和市政府，這些政府反過來利用它們被擴大的自由參與生產性活動，以及為某些本地的私營“明星企業”提供許可、激勵以及其他優惠（這些好處通常是靠“灰色支付”，或者不太禮貌的說法，靠賄賂購買來的）。但是，重要的是，與此同時，中國的政府官員也容忍了無數其他企業家型實體的出現，這些企業主要在中國較富裕的東部地區大量生產，至少按照一種衡量指標，到2003年，中小企業佔到了中國經濟GDP的一半。

但是，中國的模式也許是獨一無二的案例，因為其他發展中國家並沒有中央計劃的傳統。此外，中國儘管並不完全具有我們在前文中提出的、一種成功的企業家型經濟所必需的兩個要素，但它還是取得了進步：這兩個要素是有效實施的產權和合約權，能夠為企業家提供資本用於支援其企業的金融體系。中國的法律體系仍在改善過程中，正式的金融機構——主要是官方的國有銀行——不給新企業貸款，但卻繼續將資金提供給國有企業（雖然這種現象應當改變，因為作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部分承諾，國有銀行將在2007年時實現私有化）。結果是，中國的中小企業家們通常靠高利貸或從非正規的金融部門或投資者那裡借款（包括家庭和朋友）來支撐自己的企業。非正規的法律和融資將逐漸達到其極限，為了使中國的企業家活動達到新的發展階段，國家必須發展更為正式的經營企業的方式。外國投資者已經提出了這樣的要求，隨著更多的中國企業與他們打交道，正式的法律和融資應當逐漸覆蓋到中小企業那裡。

中國的經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政府對外國投資者採取的歡迎姿態。投資者們也做出了回應，向我國投入了大量的、不斷增長的資金、人才和技術。到2004年，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目的地，2004年一年就吸引了超過600億美元的資金。雖然對合同與產權的保護以及支撐這些制度的法庭都遠不理想，而且*現象很普遍，但外國投資者還在繼續湧入中國，這一點令人吃驚。我們對這種古怪現象的最好解釋是，中國迅速增長的巨大國內市場使這個國家“大的難以被錯過”，因此，投資者們看上去很樂於等待法律和制度體系的改善。中國作為加入世貿組織的承諾內容，同意做出必要的改變，進一步開放其經濟中一直限制外國進入的部分（主要是金融服務），使投資者相信他們的希望能夠實現。

誰葬送了華爾街（1）

美國曆史上至今發生過六次大的經濟危機。

第一次是1907年，美國第三大信託公司尼克伯克舉債收購聯合國銅業公司失利，傳言尼克伯克將破產，華爾街陷入大恐慌。銀行家摩根組織銀行家聯盟，向銀行提供貸款，並收購股票。美國財政部動用3500萬美元救市，這次救市導致了1914年美聯儲系統的誕生。

第二次是1929年，在這一年的大蕭條中，美國股市崩潰，約有9000家銀行倒閉。美國總統羅斯福宣佈銀行業歇業三天，簽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