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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過度建設實在太多,那種熱度根本就不可能持續;另外,當人們突然變得悲觀時,泡沫也會破滅。悲觀情緒是一種惡性迴圈,人們一悲觀,事情也就真的變得糟糕起來。而事情越糟糕,人們也就越悲觀。我認為其他亞洲國家便是如此,它們都被傳染上了。泰國使人們聯想到其他國家,這些國家的泡沫於是也就破滅了,最終大家全都陷入了危機。
記者問:亞洲危機標誌著亞洲奇蹟的終結嗎?您認為亞洲國傢什麼時候能從危機中復甦?
克魯格曼:在這個問題上我犯過許多錯誤,我現在自己都有點糊塗了,不過別人也不比我強多少。我想最壞的時候已經過去,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們不會再談論什麼奇蹟。我現在打個比方,在我看來,今天的亞洲有點像債務危機高峰剛剛過去的1984年的拉丁美洲,它離完全脫離危機還有5年。這是我的對比,但這種對比也有可能是錯的,我們都作過許多錯誤的預測。我現在的看法是,會有復甦,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會有大規模的復甦。有可能在10年或15年之後,我們會再提起亞洲奇蹟,但不是現在。
記者問:您推廣了一種觀點,即亞洲的增長模式是投資型的,而不是生產率型的。您是否認為亞洲國家將來應該轉向生產率型的增長?
克魯格曼:我不清楚究竟誰知道如何轉向生產率型的增長,將來的投資大概會減少很多,所以這些國家將不得不轉向生產率型的增長。但我當時談的不是從政策角度如何促進生產率增長,而是如何解釋亞洲的增長及為何我認為亞洲的增長將會減緩。提高生產率十分不易,如果我們知道如何提高生產率,整個世界會比現在富裕得多。
記者問:一般來說,提高生產率的訣竅何在?
克魯格曼:我認為充分的競爭、創業精神,以及鼓勵創新的、靈活的資本市場會起作用。
在記者問及中國的金融及外匯制度時,克魯格曼仍然是那麼地胸有成竹。
記者問:中國經濟是亞洲危機中的一箇中心議題。您如何評價中國目前的金融體系,包括目前的資本監管制度和銀行體系?
克魯格曼:我的印象是,中國在金融上一團糟——差不多完全破產的銀行體系,嚴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賬。多虧貨幣不能自由兌換,使金融穩定得到了保障,也從而使中國倖免於危機。但這不是什麼長久之計,因為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會阻礙商業的繁榮,而且會招致*。但中國幸虧沒有兩年前就允許自由兌換貨幣。中國需要一步一步來,中國首先需要清理整頓國內的金融體系,然後才有可能允許其貨幣自由兌換。謝天謝地,這次危機前中國沒有允許貨幣自由兌換。很多人曾建議中國實行貨幣自由兌換制度,但中國沒有這麼幹。我認為,中國的官員們有些贊同這種說法,如果亞洲經濟危機遲兩年發生,中國可能就捲進去了。
在克魯格曼看來,中國是否可以透過大量發行貨幣來擺脫通貨緊縮,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一個凱恩斯式的問題——消費不足,儘管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一樣危險。中國大規模的投資和經濟改革,在沒有經濟衰退時效果應當不錯。但在確保高需求的同時,應當同時著手於解決產業結構上的問題,尤其是如何有效地刺激國內的需求。克魯格曼那極富預見性的話,至今讓人聽來仍然回味無窮: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克魯格曼的批判與反省(7)
亞洲的問題是,經濟過熱的同時,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嚴重的道德危害……取消資本控制之後,中國應在實行浮動匯率的同時,採取措施控制資本流入以避免過高的外匯債務……我認為人民幣不應當貶值……中國應加大貨幣發行量,同時進行持續的財政刺激,竭力刺激需求……
藥方雖然不一定準確,但十年前說出這樣的話,堪稱精闢,尤其是他對中國的經濟現狀不一定那麼瞭解。但他對美國社會的批判卻非常深刻,在他2008年出版的新書《美國怎麼了?》一書中,對將近一個世紀的美國曆史,從鍍金年代的政治經濟,直到布什年代的經濟停滯進行了回顧和反思。他認為,這是保守主義運動掌控美國政府的必然結果,嬰兒潮時代美國中產階級的成長則是受益於小羅斯福的新政。這兩種方向的發展卻非自然演進的結果,都是由組織化的政治運動所引導的,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後不斷加劇的兩極分化和社會不公。他在書中深入地探討了美國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保守主義運動”對美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不良影響,呼籲重新展開社會政策的公共辯論,主張政府應發揮好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