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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以最有效地促進資本形成，促進高儲蓄，促進快速地技術革新，鼓勵最有才華的人精神飽滿地工作。”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預測中國經濟（5）

1985年諾獎得主弗蘭克·莫迪里亞尼認為：“企業經營的目的不是利潤最大化，因為利潤是一種不確定的預計的可能性。你為了利潤回報要多承擔風險，所以，如果你只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那意味著你將承擔所有可能的風險，這將導致資本結構中大量的債務。因為每當你以債務替代資產時，你將提高預期利潤，預期利潤提高……利潤不是一種有價值的觀念。你應該做的是使公司的價值最大化，那是M…M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即指出了經營管理的核心是什麼：不應該基於這毫無意義的利潤最大化的觀念，而是更有意義的觀念，即努力使股東所擁有的公司價值最大。”

1970年諾獎得主保羅·薩繆爾森說：“許多化妝品公司，它們賣‘希望’，而不是賣‘美麗’，只是賣‘變得美麗的希望’，買它的人有自知之明，他們希望改進自己的外表，但他們知道自己不可能成為電影明星。我想指出的是，這不是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學派，它強調我們的大部分慾望都要得到適當的滿足，要比得過我們的鄰居。有的時候，我們買東西是因為我們的鄰居買它們，我們希望顯得比鄰居更富有，而不是因為買了它真的能使我們更幸福。但勝過鄰居使我們感到快樂。”

1990年諾獎得主哈里·馬克維茨認為：“中國具備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動機、能力及效率，但與此同時，中國卻缺少了平等、財富等因素的支援。因此，對體制的改造無疑是個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戰。”

1992年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在談到有關經濟學研究時強調：“獨創性強，敢於標新立異，我們在過去歷史上一直是這樣。就是要在同行中標新立異，與眾不同。這樣會在同行中不受歡迎，我不介意我不受歡迎。我卻認為不受歡迎是好事。這意味著我們提出一些與眾不同的理論觀點……我們希望學生覺得老師提出了一些值得他們思考的問題。不要因為老師曾經說過這是對的，就要他們接受。這是我學生時期就存在的氣氛。我們在同事間也形成了一種百家爭鳴的氣氛。我們在學術談論會上經常爭論不休。我認為這是創造一種良好學術氣氛的正確做法……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受到良好的專門訓練的經濟學家寥寥無幾，這是當前最大的壓力！”

這些談話都是上個世紀90年代初那次“諾貝爾大追尋”的採訪中那些猶太經濟學家說的，他們不僅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持樂觀態度，也提出了許多睿智的建議，許多建議即使是放在十幾年以後的今天，也還是非常有建設性的，而且大部分問題中國仍然沒有解決——但有些建議卻被我們採納得很好，如芝加哥大學的莫頓·米勒提出的多修路建議，他說：“要修路，修公路比修鐵路好；不但要修大路，還要修小路；修公路，用鏟子可能比推土機更科學。”而中國的GDP雖然靠修路拉動了不少，但存在的問題仍然不少——沿海修路多，內地修路少；鐵路修得多，公路修得少；大路修得多，小路修得少；（路修起來以後）吃路的多，養路的少。

後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先後邀請過不少諾獎得主作過演講，羅伯特·福格爾教授先後三次來到北大，都對中國經濟做過分析和預測，許多思想對我國的經濟建設富有啟迪——諸如，1999年福格爾就預言，到2015年的時候，中國汽車的年產量將達到1000萬輛，而1998年時，中國汽車的年產量僅50萬輛，中國GDP的80％是來自物質產品，而且只衡量投入，不衡量產出，只衡量數量，不衡量質量，GDP是衡量不了服務的，中國也缺少服務業；中國的金融體系問題多多，需要改革；中國對醫療保健業的投資不多；總有一天中國將不能容忍環境的惡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預測中國經濟（6）

針對中國的問題，保羅·薩繆爾森還接受過一些中國媒體的採訪。他說：“中國過去長期實行的是蘇聯模式的中央計劃經濟，它造成了普遍的效率低下並使大批國營企業虧損。但是，如果實行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那也是非常大的錯誤。我認為應該保持政府在經濟中的重要角色。在這一點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提法中的‘市場’一詞，應在政府離開問題百出的舊經濟體制的時候得到合理的平衡。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主義具有真正的意義，它和過去舊的斯大林主義概念完全不同……中國現在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對1976年以來事態變化的概括。他們企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