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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許多年來，成噸的納粹檔案被封存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里亞的一個美國陸軍大倉庫裡，我國政府沒有表示有什麼興趣要想開啟木箱，看看裡面可能有些什麼有歷史價值的東西。最後到1955年，在這些檔案被繳獲後10年，由於美國曆史學會的創議和一些私人基金會的資助，藏在亞歷山大里亞的檔案才被啟封，數目少得可憐的一批學者，在人手和工具缺少的情況下，趁政府迫不及待地要把這些檔案送還給德國之前，進行了翻閱和攝影的工作。結果證明這是一次豐富的收穫。

其他的一些檔案也是如此，例如希特勒大本營每天研究和討論軍事形勢的51次“元首會議”部分速記記錄，以及這個納粹戰爭元兇在戰時同他黨內老夥伴和秘書們飯後酒餘談話的比較完整的記錄。前者是美軍第一○一空運師一名諜報軍官在伯希特斯加登從一些焚燬的希特勒檔案餘燼中搶救出來的，後者是在馬丁·鮑曼的檔案中找到的。

紐倫堡舉行納粹主要戰犯審訊的時候，曾經匆匆忙忙集中了數十萬件繳獲的納粹檔案作為證據。我在採訪那次審訊的前半期時，曾經收集了成捆的油印副本和後來出版的42卷證詞和檔案，還有許多重要檔案的10卷英譯本。

關於紐倫堡後來又舉行的12次審訊所出版的15卷材料中，也有一些其他檔案是很有價值的，雖然有許多檔案和證詞被節略了。

除了這些前所未有的豐富檔案以外，最後還有德國軍官和黨政官員的詳盡提審記錄以及他們後來在戰後各次審訊時起誓畫押的證詞，其中所提供的材料，我相信是以前歷次戰爭結束後從來沒有從同樣的這類來源得到過的。

當然，我沒有全部讀遺這些數量驚人的文獻——這是單獨一個人力所不及的事情。不過，我努力翻閱了其中相當大的一部分，只是由於缺乏適當的索引而不免進度緩慢，這是在這樣一片豐富的園地中任何一個工作者在所難免的事情。

我們在納粹時期駐在德國的人，不論是新聞記者還是外交官，對於第三帝國堂皇的外表後面發生的事情，所知道的真實情況，可謂微乎其微。一個極權主義的獨裁政權，由於它的性質所決定，必然是在極度秘密的情況下進行活動的。它也知道如何保守這種秘密，以防外人的窺探。把第三帝國內部所發生的赤裸裸的，怵目驚心的，往往是令人作嘔的事實——希特勒的上臺，德國國會縱火案，對羅姆的血腥清洗，德奧合併，張伯倫在慕尼黑的投降，捷克斯洛伐克的佔領，對波蘭、斯堪的納維亞、西方、巴爾幹各國和俄國的進攻，納粹佔領下和集中營中的恐怖，消滅猶太人的暴行等等——一一記錄下來或作一番描述並不困難。但是秘密作出的重大決定、陰謀詭計、背信棄義、其動機成因、主要角色在幕後起的作用、他們所造成的恐怖的程度以及他們製造這種恐怖的伎倆——所有這一切，還有許多其他情況，在德國秘密檔案出現之前，大部分是我們所無法獲悉的。

有些人可能認為，現在要想寫一部第三帝國史，為時尚嫌過早，這樣一個任務應該留給後代的作家去完成，因為時間會使他們具有歷史的眼光。我到法國去從事一些研究工作的時候，發現這種看法在那裡特別流行。有人對我說，歷史學家能寫的材料最近不應超過拿破崙時代。

這種看法是頗有它的道理的。大多數歷史學家往往等了50年或者100　年，甚至100　年以上，才敢著手寫作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一個時代的歷史。

但是，這主要是因為要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得到有關的檔案，使他們掌握所需要的確鑿材料。雖然時間使他們具有了歷史的眼光，但是由於他們對他們所要寫的時代的生活和氣氛、對他們所要寫的歷史人物必然缺乏親身的瞭解，總不免有所欠缺。

在第三帝國這個具體問題上，絕無僅有的是，幾乎所有的檔案材料都在它覆亡的時候公諸於世，而且由於所有活了下來的領導人——不論是軍人還是文官——的證詞，而更加豐富充實了（有些證詞還是在就刑前提供的）。

有了這樣迅速獲得的這樣無可比擬的材料來源，而我的心中對於納粹德國的生活，對於統治這個國家的人們，特別是阿道夫，希特勒的表現、行為和本性又記憶猶新，刻骨難忘，因此我決定，無論如何要作一番嘗試，把第三帝國的興亡史記載下來。

修昔底德斯在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ｌｏ…　ｐｏｎｎｅｓｉａｎＷａｒ》）這部歷史鉅著中曾說：“我經歷了整個戰爭，當時的年齡已經能夠理解事態的發展，同時為了瞭解其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