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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兩星期，社會民主黨——就是他所稱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選中，為維護共和國而進行了鬥爭，結果所得選票增加了30％　，幾乎達800　萬張選票。納粹黨同北方一些種族主義團體聯合，用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由運動的名義，參加了12月間的競選，但是所得選票從1924年5　月間原來的將近200　萬張減到了不到100　萬張。納粹主義看來已是一樁垂死的事業了。它在國家倒黴的時候曾經興盛過一時，現在國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數德國人和外國觀察家是這樣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卻並不這樣看。他不是個輕易氣餒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時機。1925年冬季幾個月裡，他在慕尼黑提爾契街41號頂層一套兩小間的公寓裡，重理舊業，夏天來了以後，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薩爾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撫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獄之災和目前的時運晦暗，只有加強了他的決心。在鐵窗後面，他有時間不僅徹頭徹尾地回顧了他本人的過去，他的成功和錯誤，也徹頭徹尾地回顧了德國人民的動亂的過去，他們的成功和錯誤。現在，他對這兩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產生了一種不容存在任何懷疑的熾烈的使命感——不僅是為他自己，也是為了德國。在這種高昂的情緒下，他＇113＇　結束了《我的奮鬥》第1　卷的口授工作，接著立刻進入第2　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喚他在這個動亂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藍圖和作為這種事業的支援的哲學——Ｗｅｌｔａｎｓ　ｃｈａｕｕｎｇ（世界觀），都用白紙黑字寫了下來，供世人思考。這種哲學，不論如何荒誕不經，但是在德國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這一點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藍圖對於大多數20世紀的人來說，甚至對於在德國的人來說，可能看起來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邏輯。它展開了一個遠景。它為德國曆史指出了一個繼續的方向，雖然當時很少有人看到這一點。它指出了完成德國光榮使命的道路。

第五章　取得政權的道路：1925—1931年

從1925年一直到1929年發生經濟恐慌，這幾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納粹運動時運不佳的幾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撓，從來沒有喪失過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儘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動，常常因此發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亂語，但是他卻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認識到這些年代中籠罩著德國的物質繁榮的氣候和安定寬舒的感覺是不適宜於實現他的目標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長。他說過，就德國而論，這種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國本身的力量，而是別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國的力量，德國的繁榮正是從美國的充裕的金庫中借來了大量的貸款後造成和維持的。在1924年到1930年之間，德國借了大約70億美元外債，其中大多數借自美國的投資人，後者很少考慮到德國最後靠什麼還債。關於這一點，德國人考慮得更少。

共和國借了外債，用來償付戰爭賠款和擴大它約龐大的社會服務，這種社會服務成了全世界的典範。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債，不僅從事必要的建設，也從事飛機場、戲院、運動場、豪華的游泳池的建築。在通貨膨脹期間輕易償清了債務的工業部門，也借了數以十億計的外債來更新裝備和把生產過程合理化。工業產量於1923年跌到1913年的55％　，到1927年增加到122％。　失業人數在1928年是戰後第一次跌到了百萬以下——65萬人。那一年零售額較1925年增加了20％　，次年實際工資達到了比4　年前高10％　的數字。下層中產階級，也就是希特勒要從那裡得到群眾支援的千百萬小店主和低薪階層，在這次普遍繁榮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個人對德國的瞭解也是在這些日子裡開始的，我當時駐在巴黎，偶爾也去倫敦；當時美國正處在卡爾文·柯立芝總統治下＇118＇　的令人難以置信的自滿和空虛的時代，對於一個能夠逃避這種環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國青年來說，這兩個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處，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為遜色了。當時德國正處在沸騰的氣氛之中。那裡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現代化，更加令人興奮。沒有任何地方的藝術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國那樣活躍的。在當代寫作、繪畫、建築、音樂和戲劇方面，新的潮流不斷湧現，優秀人才輩出。到處都是青年人佔上風。在人行道邊的咖啡座上，在華麗的酒吧間裡，在夏令營裡，在萊因河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