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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個，這對軍官團新教徒和普魯士的傳統是一次重＇372＇　大的改變。哈爾德是一個博學多聞的人，特別喜歡數學與生物＇　我自己對他的第一個印象是，他看起來像一個大學數理教授＇　，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他的品德與才幹都足以無愧為貝克的繼承人。問題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級那樣缺乏在恰當的時機採取決定性行動的決心；而如果他並不缺少這種決心的話，他是否會在時機到來之際，具有那種毅力，能夠不顧自己效忠於元首的誓言而毅然決然起來反對他。因為哈爾德同貝克一樣，雖然並沒有一開頭就參加當時已在醞釀的反希特勒的密謀，然而並不是毫無所聞，而且顯然也像貝克一樣，是願意給以支援的，他在出任參謀總長以後，在這第一次認真嘗試推翻第三帝國獨裁者的密謀中就成了關鍵性的人物。

反希特勒的密謀的形成

在經過國家社會主義的5　年半統治以後，對於那些反對希特勒的少數德國人來說，他們心裡十分明白，只有陸軍擁有能推翻他的實際力量。工人們，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即使有此心也無此力。除納粹黨的組織而外，他們別無組織，當然更沒有武裝。雖然對於德國的“反抗”運動本書以後還有許多東西要寫，然而，它自始至終都極為微弱，當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領導的，卻沒有群眾。

應當承認，僅僅維持本身的存在，在一個偵探密佈的恐怖統治的警察國家內就已經是極其困難的事情。而且，一個小小的集團——即使是一個較大的集團，如果有的話——怎麼能起而反抗黨衛隊的機關槍、坦克車和火焰噴射器呢？

一開頭的時候，對希特勒的任何反對都是發自文職人員，如上所述，對於將軍們來說，納粹制度掙脫了凡爾賽條約的束縛，給了他們以重建一支偉大的軍隊這個他們夢寐以求的傳統任務，他們歡喜之不暇，也就說不上有什麼反對，大有諷刺意味的是，起而領導反對派的文職人員都是曾為元首服務並且身居要職的人，其中大多數最初都曾對納粹主義抱有熱忱。這種熱忱直到1937年他們開始認識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國引向一場幾乎肯定要失敗的戰爭時才歸於消失。

這些最早開始覺醒的人中間有一個是萊比錫市長卡爾·戈臺勒。他原來是勃魯寧任命的物價管制局局長，希特勒上臺後繼續擔任該職3　年之久。戈臺勒是一個保守派，從內心來說還是一個保皇黨，他又是一個虔誠的新教徒，聰明能幹，精力過人，然而失之不夠謹慎與剛愎自用。他在1936年因為反對納粹黨人的排猶運動和瘋狂擴軍而同他們決裂，同時辭去了兩項職務，一心一意＇373＇　地進行反對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在1937年去法國、英國和美國，用心良苦地警告它們注意納粹德國的危險。

稍後覺醒的兩個後來終於也同謀反對希特勒的人是普魯士財政部長約翰內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兩個人都曾因為在改組德國經濟使之適應戰爭目的方面卓著勞績而得到過納粹黨的最高勳章——金質榮譽章。兩個人都是到1938年才開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實意圖。兩個人看來都因為過去的歷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沒有受到反對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機會主義，哈塞爾在日記裡曾說，這位國家銀行總裁能夠“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說貝克將軍與馮·弗立契將軍對此也有同感。波比茨雖然才華過人，然而見異思遷。他是一個傑出的經濟學家，也是一個優秀的希臘學者，同貝克將軍和哈塞爾一起參加了星期三俱樂部，這是一個16名知識分子的組織，每週集會一次討論哲學、歷史、藝術、科學和文學的問題，它在時機成熟——或者不如說時機坐失——以後形成了反對派的中心之一。

烏里希·馮。哈塞爾成了反對派領導人的某種外交顧問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亞戰爭和西班牙內戰時期曾任駐羅馬大使，我們在上文中已經知道，他發出來的電報都是建議柏林如何使義大利同英國和法國紛爭不已，從而使義大利站在德國一邊。後來他開始擔心，如果同法國和英國交戰，這將會使德國導致致命的後果，即使德國與義大利結盟，這也會造成同樣的結果。他所受的文化教養至深，因此對國社主義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惡鄙棄而外，實在談不上有什麼好感。雖然如此，他可也沒有自動棄官，不為這個政權服務。他是在希特勒1938年2　月4　日所策劃的軍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組中彼刷掉的。哈塞爾出身於漢諾威貴族世家，妻子是德國海軍的創始人馮·鐵比茨海軍元帥的女兒，全部氣質都是一個純粹的老派紳士。他同許多同階級的人一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