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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照會。一直等了兩三個小時，他才接到威茲薩克的電話，後者代表德國外交部長問他，是作為全權使節還是“以某種其他身份”前來會晤。“我回答他，”利普斯基後來在他的最後報告中說，“我以大使的身份請求會見，遞交我國政府的一項宣告。”

接著又等了很久。午後5　點，阿託利科來訪裡賓特洛甫，說“領袖迫切希望”元首接見利普斯基，“至少要透過這種方式建立為避免最後的決裂所必須的最低限度接觸”。德國外交部長答應把義大利領袖的這番心意“轉達”給元首。＇588＇　在這8　月的最末一天，為了設法挽救和平，這位義大利大使到威廉街來奔走，這已不是第一次了。那天上午9　點，阿託利科向羅馬報告說，局勢“極為嚴重”，除非“出現某種新變化，否則幾小時後戰爭就要爆發”。於是墨索里尼就在羅馬和齊亞諾湊在一起商議，企圖尋找“某種新變化”。他們商量的第一個結果是，齊亞諾打電話告訴哈利法克斯說，除非能給希特勒送去一個“相當大的好處：但澤”，否則墨索里尼就不能出面調停。可是這位英國外交大臣沒有上鉤。他告訴齊亞諾，目前最要緊的是先透過利普斯基在德國人和波蘭人之間建立直接接觸。

於是，午前11點30分阿託利科到德國外交部去見威茲薩克，告訴他，墨索里尼正在同倫敦方面進行接觸，建議以歸還但澤為解決德波問題的第一步，但是領袖需要一定的“時間寬限”來完成他拯救和平的計劃。在此期間，德國政府能不能接見一下利普斯基呢？

利普斯基要求接見之後足足等了5　個多鐘頭，在午後6　點15分的時候，裡賓特洛甫才接見了他。會見的時間並不長。這位大使雖然疲憊不堪，而且心力交瘁，但是舉止不亢不卑。他向納粹外交部長宣讀了一份書面照會。昨夜波蘭政府從英國政府方面獲悉，英國政府曾與德國政府就波、德兩國政府進行直接談判的可能性交換了意見。

波蘭政府正以贊成的態度考慮英國政府的建議，並將於未來數小時內對此作出正式答覆。“我還宣告，”利普斯基後來說，“我從午後1　點起就一直在等著要遞送這份照會。”裡賓特洛甫問他是不是受權前來談判的代表，這位大使回答道，“目前”他只接到指示要他傳遞方才宣讀的照會，說畢就把那份照會交給了這位外交部長。裡賓特洛甫說，他還以為利普斯基是作為“全權代表”前來談判的。當這位大使再一次宣告這並不是他的任務以後，裡賓特洛甫就站起來送客了。他說，他將報告元首。

“當我回到大使館的時候，”利普斯基後來說，“就發現自己已經無法同華沙取得聯絡，因為德國人已經把我的電話線切斷了。”

威茲薩克和裡賓特洛甫之所以詢問這位大使的談判代表身份，純粹是一個形式，無疑為的是好把他的回答載入記錄；因為事實上在中午利普斯基收到華沙拍來的那份照會時，德國人就已經知道他不是如他們所要求的那樣以全權代表身份前來的。他們當時立刻就譯出了那份密碼電報，並將一份抄件送交戈林。戈林把它拿給達勒魯斯看，並要他火速送給漢德遜，以便讓英國政府＇589＇　“儘快地知道波蘭的態度有多麼頑固”。這是這位陸軍元帥後來在紐倫堡法庭的被告席上解釋的。戈林在法庭上宣讀了當時利普斯基所收到的秘密指示，根據這份指示，這位大使“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進行任何正式的談判，而必須堅持他“並未受有全權”，他僅僅受命遞交本國政府的正式照會。這位陸軍元帥在供詞中在這一點上大作其文章，妄圖說服紐倫堡的法官們，是波蘭“破壞”了希特勒為和平而提出的最後建議；而且照他自己說，他戈林本人並不希望打仗，而且為了避免戰爭曾盡了一切努力。但是戈林的話的可靠性，比裡賓特洛甫強不了多少；例證之一是，他竟進一步在法庭上說，希特勒只是在利普斯基於8　月31日6　點15分來過威廉街之後才決定“第二天入侵的”。

但事實完全不是如此。實際上1939年8　月最末一天下午和晚間，那些精疲力竭的外交家以及站在他們背後指揮的疲憊不堪的政府決策者，在這最後關頭急急忙忙進行的活動，完全是水中撈月、枉費心機；而在德國人方面，則完全是一場蓄意的欺騙。

因為8　月31日中午12點半鐘，也就是在哈利法克斯勳爵敦促波蘭人採取較為和解的態度以前，在利普斯基去見裡賓特洛甫以前，在德國人公佈他們對波蘭的“寬宏大量”的建議以前，並且在墨索里尼試圖調停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就已經作出了最後決定，發出了把這個星球投入空前血腥的戰爭中的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