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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普的親密的反納粹朋友中，有埃裡希·凡爾麥倫和他的美貌絕倫的妻子——孃家姓名伊麗莎白·馮·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對現政權的人一樣，他們參加了諜報局，被派在伊斯坦布林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們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審。他們知道回去以後的命運會怎麼樣，所以拒絕了這個命令，在1944年2　月初同英國特務機關取得聯絡，飛到開羅，又從那裡飛到英國。

柏林方面認為，凡爾麥倫夫婦帶了諜報局的全部密碼逃亡，把它們都交給了英國人，雖然後來發現這是不確實的。但這卻成了希特勒搞掉諜報局的最後一個藉口。在杜那尼和諜報局的其他人員被捕之後，加上對卡納里斯越來越懷疑，他就想這樣做了。1944年2　月18日，他下令解散諜報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這是希姆萊又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他同陸軍軍官團的鬥爭可以追溯到1938年誣告馮·弗立契將軍的事件。諜報局的解散，使武裝部隊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報機構，並且增加了希姆萊對將軍們的權力。

這也是對密謀分子的進一步的打擊，現在密謀分子已經沒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務機構了。

但是他們沒有打消殺害希特勒的圖謀。從1943年9　月到1944年1　月，又組織了6次嘗試。8月間，雅可布·瓦倫堡到柏林來看戈臺勒。戈臺勒向他保證，一切準備工作都已經完成，可以在9　月間發動政變。到那時，施拉勃倫道夫將去斯德哥爾摩會晤丘吉爾先生的代表，進行和談。

“當時我懷著提心吊膽的心情，等待9　月的來臨。”這位瑞典銀行家後來對文倫·杜勒斯說，“9　月過去了，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一個月之後，施蒂夫將軍——就是特萊斯科夫送給兩瓶“白蘭地酒”和希姆萊後來稱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個說話刻薄的駝子——設法在臘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間軍事會議上，放一顆定時炸彈。但到最後關頭，他又膽怯了。幾天之後，他從諜報局拿來藏在大本營一個瞭望樓下面的那些英國炸彈爆炸了。幸虧希特勒命令負責調查這個案件的諜報局上校瓦爾納·施拉德，是參與密謀活動的人，密謀分子才沒有暴露。

11月裡，又組織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動。密謀分子挑了24歲的步兵上尉阿克西爾·馮·丹·布舍，試穿一種新的陸軍大衣和一種新的作戰揹包，這兩件裝備都是希特勒下令設計的，現在他要親自觀看，以便批准生產。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轍，布舍決定在他試穿的大衣口袋裡，裝上兩顆在點燃引線之後幾秒鐘就會爆炸的德國炸彈。他的計劃是趁希特勒檢查新大衣的時候，一把抓住他，這樣兩人就同歸於盡。

但在預定的試穿日期前一天，盟軍的一顆炸彈把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戰揹包炸燬了。布舍就返回俄國前線他的連隊。12月間，他又來到希特勒的大本營，打算仍舊利用試樣子的機會，進行謀害。但元首忽然決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聖誕節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線受了重傷，於是另一個在前線作戰的年輕步兵軍官調來代替他。這個年輕軍官就是海因裡希·馮·克萊施特，資格最老的密謀分子之一埃瓦爾德·馮·克萊施特的兒子。試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年2　月11日，但元首由於某種原因並沒有來。據杜勒斯說是因為空襲。*　到了這時，密謀分子已經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希特勒採取經常改變日程的手法，他們的計劃必需大加修改。他們看到，希特勒肯定會出現的場合是每天兩次同最高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的將軍們的軍事會議。必須在這樣的一次會議上殺掉他。1943年12月26日，一個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軍官，代表奧爾布里希特將軍來到臘斯登堡大本營，準備參加中午的會議，作關於陸軍補充［1028］問題的報告。在他的皮包裡，有一顆定時炸彈。這次會議臨時取消了，因為希特勒到上薩爾斯堡度聖誕節去了。

這是這個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進行這樣的暗殺行動，但不是最後一次。因為反納粹的密謀分子終於找到了馮·施道芬堡伯爵這樣一個他們所需要的人。從此以後，他不但擔負起用現在看來唯一可能的辦法親手來殺害希特勒的任務，並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輝、希望和熱情注入密謀集團。他成為密謀集團的真正的領袖，儘管從來不是名義上的領袖。

馮·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馮·施道芬堡伯爵是個具有職業軍官所需要的驚人才能的人。他於1907年出生於德國南部一個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勞斯·菲利普·沈克。他的母親是烏克斯庫爾一吉倫勃蘭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