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第3/4 頁)

之才，又缺乏匡時救弊奮發圖強之志，也無識人任賢之眼，凡事敷衍塞責，苟且度日，當然也擔當不起擊敗強敵鞏固邊疆的重任。

君昏相庸，政務必然廢弛。官多缺員，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數年空署。給事中、御史按制應有一百五六十員，可是六科止四人，而五科無掌印之官，十三道亦止五人，一身兼數職。督撫監司亦屢缺不補。文武大選、急選官及四方教職，積數千人，以吏、兵二科缺掌印官，不畫憑，“久滯都下，時攀執政輿哀訴”，真是“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萬曆年間，本來已是民貧國窮，矛盾激化，人心思亂，貪婪的明神宗還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起，遣派豪橫太監，分赴各省，開礦收稅，大興“礦稅之禍”。這批礦監稅吏，橫行霸道，無惡不作，到處“樹黃旗，揭聖旨”，“吮人之血，吸人之髓，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甚至“伐冢毀屋，刳孕婦，溺嬰兒”，致使全國“公私騷然，脂膏殫竭”，“貧富盡傾，農商交困，流離遷徙，賣子拋妻，哭泣道途，蕭條巷陌”。《明神宗實錄》卷三百三十一、三百七十六；《明史》卷二百三十七，《馮應京傳》。朱翊鈞的暴行，激起軍民公憤。從東北的遼河平原，到西南的雲貴高原，自長城內外，到南海之濱，由邊疆“夷寨”，到京畿重地，民變鋒火到處燃燒，十餘年間，大的“民變”多達數十起。

就全國而言，賦重役煩，國庫空虛，軍政廢弛，兵變頻仍，民窮財盡，人心思亂，而首當建州其衝的遼東，危機更為嚴重。要打仗，必須有兵，而且必須有精兵，有得到遼民支援的精兵。但是，此時遼東，既無精兵，更無受到人民擁護的好兵。遼鎮馬步官軍原額九萬四千六百九十三人，萬曆三十七年（1609），實少二萬二千人，除老弱病殘，“其精壯不過二萬有奇”。士兵之所以逃亡和衰疾殘弱，主要在於官將的科派掊克。萬曆中期，兵科都給事中侯先春“閱視遼東”以後，上奏極言遼鎮元氣大損，總的是：

今遼虜患頻仍，民生塗炭，權歸武弁，利飽囊中。狐假虎以噬人，狗續貂而蠹國。錢糧冒破，行伍空虛，民脂竭於科求，馬力疲於私役，法令不行，將不用命，民不見德，遠邇離心。《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二十八，侯先春：　《安邊二十四議疏》。

他還具體地敘述了官將勒索士卒的詳細情節：

邇來私役百端，科索萬狀。即如鎮靜之夷馬，開原之貉皮，清河、撫順、寬奠、陽之人參皮張松果等類，無論其把持夷市，壓買商賈，而牧放夷馬，治料參斤，以至搬運百貨，約用軍士不止千名也。其採取木植，而清河等堡之軍，晝夜皆居塞外。燒炒鐵斤，而寬奠等城之軍，終歲不得寧家。蓋州之布帛，長奠之金銀，海州之海參……如此之類，難以列舉，凡可謀利生財，無非軍士取辦，其包賠之苦，服役之勞，蓋萬萬不可言也。如春發銀五錢，秋收參一斤。（筆者按，人參一斤，市價為十兩銀左右。）春發銀一厘或一卵，夏索雞一支。……又以弓矢衣物鞍轡皮張等類，勢給各軍，而厚收其利，皮襖一則，索銀七錢或五、六錢，皮褲一則，索銀四錢或三錢五分。披肩段一塊，長不滿尺，闊不及半，則索銀一錢。……夫遼左之軍，惟家丁選鋒月糧一兩二錢耳，更疊科克，所餘幾何。逼之以不得不從之威，而挾之以不敢不扣之勢，何怪乎營軍之家十九之為懸罄也。既疲其力，又奪其財，則安望其出死力抗強虜哉。侯先春：　《安邊二十四議疏》。

既是弱軍，難御強敵，又是暴軍，魚肉人民。侯先春尖銳指出：

大將軍遣各將領，提兵屯駐各城堡，近者一月，遠者兩三月，或更番往返，歲以為常。每丁軍階至，城堡騷然，酒食盡出於民家，婦女多遭其淫辱，一家傾竭，蠶食別室，稍不如意，盡行毀虜。馬蹄經過，雞犬一空，弓刀懸門，人皆喪魄。且領卒將官，盡是婪穢之輩，非惟不知禁戢，又身先導之，被害者安所控訴乎。其丁軍未必御虜，而先遭一強虜也。民謠有云：　若遭大虜還有命，若遭家丁沒得剩。蓋深苦之也。侯先春：　《安邊二十四議疏》。

第四節薩爾滸之戰（3）

遼東本已民窮財盡，兵戈時起，又加上礦稅太監高淮的驕橫跋扈，掊克萬端，更鬧得天怒人怨，難以聊生。高淮從萬曆二十七年（1599）到遼東，至三十六年（1608）被遼東軍民趕走，禍害遼民十年。他帶領家丁數百，“自前屯起，遼陽、鎮江、金、復、海、蓋一帶，大小城堡，無不迂迴遍歷，但有百金上下之家，盡行蒐括，得銀不下十數萬，閭閻一空”《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三十六，朱賡：　《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