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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為帝效勞，查捕漢人盜賊。遼東巡撫命令努爾哈赤，將竊取牛馬逃入女真地區的漢人盜賊押送歸還，努爾哈赤既乘機表功，列舉萬曆三十六年查獲兩名漢人盜賊，送往撫順之事，說明自己確是信守誓言，忠於明帝，又保證要繼續偵察，一有所知，立即照樣擒捉押解。

努爾哈赤對明朝官員的如此尊崇，美詞相奉，婉言申辯，力稱忠於明帝，遵守國法，無盜賊之心，無搶劫之行，這樣當然會對明臣施加強大的影響，容易被他說服，被他麻痺，從而下不了征剿建州的決心，延緩了興師問罪的期限，為努爾哈赤加快統一女真的事業提供了良好條件。

二、　伐木之爭

努爾哈赤雖然竭力避免與明朝過早對抗，公開交戰，儘量緩和摩擦，甚至不惜甘言厚幣，討好遼東官將，委曲求全，但矛盾並未消除，危機仍然潛存，萬曆四十四年（1616）六月，發生了震驚“朝廷”的伐木之爭事件，險些訴諸兵端，干戈相見。六月，明清河遊擊馮有功，遣人出邊，進入建州採伐木材，努爾哈赤派兵劫殺，雙方發生爭執。《滿文老檔·太祖》卷五，對此事作了如下敘述：

六月，聞邊境漢人皆越境侵入女真地方。汗曰：　每年越邊刨銀採參，搜尋松子、蘑菇、木耳，擾害者甚多，為杜絕混擾，立碑宰白馬為誓，今食其誓言，每年經常潛越帝境，我等殺之亦無罪矣。遂遣達爾漢轄，將越邊之漢人殺之，約五十餘人。嗣後，聞新任巡撫至廣寧，遣剛古裡、方吉納二人往見，明國捕剛古裡、方言納及其他九人，以鐵索系之，遣人來告曰：　若我等之人出邊，爾擒捕解還，何得殺之。英明汗曰：　昔碑誓曰：　若見出帝境之人不殺，殃及於不殺之人。今何不顧其言而如此強為之說。明人不從曰：　爾等將為首之達爾漢轄執來，我殺之，不然，事將擴大。以言挾之。英明汗拒而不答不從。明人曰：　此事已聞於上，不得隱矣。爾將有罪之人獻之，持至吾邊上，斬以示眾，此事即了結矣。英明汗欲得其遣去之十一人，即將潛往葉赫因而捕置獄中之十一人。解至邊上殺之，明國乃釋其所拘之十一人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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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爭執頻仍（3）

《明神宗實錄》也載錄了這件事：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辛亥）敕遼東巡按御史提問清河遊擊馮有功，責其啟邊釁之罪也。初清河與奴酋鄰，以金石臺為界，舊禁不許漢人出境，有功以協營採木孤山堡，葺軍丁房，遂私縱軍民出金石臺，採運木植，奴酋瞰知，邀殺四十餘人，遼東督撫移文詰責之，奴酋悔罪認罰，獻生事部夷十人，嫋斬漢境上。至是，督撫諸臣以奴酋陽順陰逆，為禍方深，但有功營利啟釁，當正其罪，上是之。

另，書又載：

先是，清河遊擊馮有功，遣軍出邊，深入夷地，採取木植，為奴賊部夷所覺，先伏賊眾三百餘人於林莽，以十餘賊要挾財物，我眾不與之，群賊齊出，將軍丁及同行商民五十餘人殺傷殆盡，有張通者得脫走入報。巡撫李維翰檄令奴酋速獻生事部夷正法，奴賊遵諭，縛獻生事部夷打喇漢等十名，及罰處牛馬，悔罪罰伏。

明滿雙方記載，有所差異，都講有利於己的話，建州儘量刪去與明交涉時的卑順情節，《明實錄》則炫耀天朝神威，賤視“東夷”。但對基本事實的敘述，兩者還是大體一致的。根據這些記載，我們可以得出三點結論。

第一，此次糾紛，由在明方。為了減少邊境爭執，萬曆三十六年（1608），努爾哈赤曾與明副將吳希漢、撫順王備禦商議決定，立誓為盟，於沿邊立碑，刻誓辭於碑上說：“無論漢人與女真，若竊越帝境，見之即殺越境者。”這次，明清河遊擊馮有功違背誓言遣派軍丁，潛入女真地區採伐木植，完全是不合法的，為利忘誓，侵犯了女真的利益，當然應該受到懲罰。努爾哈赤依據碑誓，劫殺明兵，是遵誓而行的合法行為，是有理的，並非胡作非為。

第二，明朝倚勢逼人，欺壓建州。儘管明朝自知理屈，卻硬要維護“天皇帝”的威嚴，強詞奪理，威逼“東夷”。巡撫李維翰，擺著上司的架子，“移文詰責”，檄令努爾哈赤獻送“生事部夷”達爾漢轄，要行“正法”，否則，“事將擴大”。這個要求，實無道理，十分專橫。明明是自己邊將違誓胡來，並非女真無理攔劫，殺人奪財，怎麼會是建州“生事”？怎麼能逼令建州交出“生事部夷”指名要斬殺達爾漢轄？達爾漢轄是扈爾漢，是清初開國元勳，是努爾哈赤愛如心肝的養子，這樣一個後金屈指可數的高階將官，怎能隨便縛送聽明屠殺！而且，此次交鋒，並非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