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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實錄》卷五百一十九。

萬曆四十三年（1615）正月，遼東巡撫郭光復亦上奏說：

……至如柴河、靖安、三岔、撫安四堡邊外地，原系南關舊地，奴酋立寨開種有年，而上年驅令退柴河、靖安二堡地者，謂其逼近北關，以杜窺伺耳，但未曾立界，所以今春復來耕種。今奴酋遵我約束其文，願照界鐫碑，惟討秋收將熟之禾，以後再不敢越種。隨行兩道，待鐫碑後許之，即今將柴河、靖安、三岔界碑上鐫番字書，自四十三年春起，不許來種。……《明神宗實錄》內閣文庫本，卷四十三，轉引自《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抄》。

兩疏講得十分明白，柴河等地，是哈達舊地，明不許建州侵墾（因為明根本不承認建州之並哈達），建州也一再上奏具結，並立碑於石，保證不來耕種，但說歸說，做歸做，不管是具的甘結，或是立碑為誓，都不管用，仍然年年派人侵墾收穫。就此而論，這個不許收谷的第五恨，又是強詞奪理，缺乏根據，難以成立了。

第六恨為偏聽葉赫之言，遣人侮辱建州，此事乃指萬曆四十二年（1614）四月明使入境而言。《武皇帝實錄》和《滿文老檔》皆載稱，萬曆帝遣守備肖伯芝來，“詐稱大臣，乘八抬轎，作威勢，強令拜旨，述書中古今興廢之故種種不善之言”。但究竟作何“不善之言”，二書未敘。此事，萬曆四十三年正月兵部復遼東巡撫郭光復奏疏時，有所評述。兵部說：“今日籌遼，必以救北關為主。惟是奴酋反覆靡常，頃撫臣提兵出塞，遣羈酋佟修養性為間諜，遣備禦肖伯芝為宣諭，諭之退地則退地，諭之罷兵則罷兵。……”《明神宗實錄》卷五百二十八。看來，所謂“不善之言”，可能是肖伯芝宣諭撫臣意旨，責令建州退地退兵，不要耕墾哈達之地，不要攻打葉赫。照此說來，肖伯芝沒有什麼大錯。因為，明朝政府認為，建州本來就不應該並哈達墾其地，不應該一再用兵葉赫。努爾哈赤把此事列為明朝對他欺凌侮辱的切齒大恨，其理由似乎不太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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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七大恨”（3）

第七恨為明朝責令建州退還哈達，恢復其國，褊袒葉赫，此事前已論述，談不上什麼恨。

總之，努爾哈赤所謂明帝欺人太甚的“七大恨”，只有第三恨伐木之爭，明朝全無道理，第一恨殺父、祖之仇，明朝應負其責，但不是無故蓄意殺害，而是“誤殺”，並且明朝還承認其過，有所撫卹和封賞，其他五恨，理由都不充分，根據比較薄弱，都難成立。

“七大恨”的具體仇恨，固有很多不盡準確之處，但努爾哈赤利用這七件事來說明的主要論點，來表達女真——滿族對明朝政府暴政的憤怒，卻不是沒有根據的。“七大恨”集中反映了女真十分痛恨的兩個問題，一是明朝政府欺凌女真，二是明朝反對女真各部的統一，這是千真萬確的，是為兩百多年雙方交往的歷史反覆證實了的。明朝的所有皇帝，哪怕是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萬曆帝，都自命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為“天皇帝”。遼東文武官將，也是高不可攀，賤視“諸夷”，稱努爾哈赤為“奴兒哈赤”、“奴酋”，稱建州為“東夷”，稱蒙古為“西虜”，一切少數民族都是“蠻夷”，都是低賤之人，對之任意欺凌，百般盤剝。查收貢品，遼東邊將“驗其方物，貂皮純黑馬肥大者，始令入貢，否則拒之”。明將還勒令入貢女真獻納珍珠豹皮等土特名產。建州女真進入撫順馬市貿易，“例於日晡時開市，買賣未畢，遽即驅逐胡人，所齎幾盡遺失”，實為公開搶奪。至於雙方來往，那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貴賤懸殊。前面曾經提到，萬曆二十三年（1595）十月，對於一個明朝小小的遊擊胡大受，努爾哈赤就尊稱為“遊府老爺”，求他將“老亦可赤忠順情由奏與朝廷”。就是這個遊擊，第二年又命差人持書，宣示建州守法，不許攻打朝鮮，其《宣諭文》有下述言語：　以爾與朝鮮構怨，“故差官餘希元前來宣諭”，“爾達子若不量而妄動，則所欲如緣木求魚，所為如以肉投虎。況皇靈震疊，敵國議後，一舉足間，而他日之大禍判矣”，爾“當敬恭承命，體領至意，傳諭各眾頭目，自此以後，務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約”，否則，“聖天子在上，順撫逆剿……毋貽後悔”。一則大模大樣地叫什麼“宣諭”，二則既賤稱為達子，還要加個犬旁，視如禽獸，三則勒令遵守國法，服從命令，否則大軍征剿，從內容到形式，自事情到稱呼，皆令人難以忍受，辱人太甚了。這只是小小遊擊的所作所為，至於威鎮東北的遼東總兵官徵虜將軍，遼東巡撫，中央兵部尚書，以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