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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王臣議曰：遼陽乃天賜我者，可遷居於此耶？抑仍還本國耶？諸王臣俱以還國對。帝曰：若我兵還，遼陽必復固守，凡城堡之民逃散於山谷者，俱遺之矣，棄所得之疆土而還國，必復煩征討。且此處乃大明、朝鮮、蒙古三國之中要地也，可居天與之地。諸王臣對曰：此言誠然。議定，遂遣人迎后妃皇子。

據《滿文老檔》所載，諸貝勒、大臣不僅想早返舊地，而且還採取了具體行動，因揚古利額駙之子去世，諸貝勒欲將屍骨送還薩爾滸。努爾哈赤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著重闡述了遷都遼陽的意義，遂定議遷都，努爾哈赤說：

何用送至薩爾滸？彼處之屍骸，尚須運來耶！如此天賜之地，爾等諸貝勒、大臣，尚以遼東城為不可居住，躊躇不決。昔我國之包衣阿哈逃亡者，皆因無鹽得食耳。今得鹽可食矣。由遼河至此，各路皆已歸降，吾等何故棄此他往耶！吾初在困苦之時，如涸澤之魚，求水不得，被置於石頭之上。如此困苦，蒙天眷愛，而得大政。昔金國阿骨打汗，興兵征伐宋與蒙古，然猶未盡服，至其弟烏克瑪依汗，始盡降服。蒙古青吉斯汗征討未盡之國，其子窩闊臺汗方悉降順。為父之我，為爾眾子集兵平定大業，爾等諸子，何為不能居此耶？乃定議居住遼東城。

遷都遼陽，自建州老營進駐遼瀋，這是一件關係金國發展的大事，如果打下瀋陽、遼陽以後，徒事擄掠，縱然帶回大批人畜財帛，可在老家享用一時，但能用多久？大軍一撤，遼瀋漢民重返故里，明兵歸回舊城，各省援兵相繼趕來，那時金兵再來進攻，困難就大了，良機一失，後悔不及，對金國的發展，將帶來“東京城內治門門額”拓片

（邊款為“大金天命壬戌”，天啟二年）

嚴重的障礙。努爾哈赤當機立斷，力排眾議，堅主遷都，這既反映了他確係胸懷雄才大略的有為之君，又表明了金國由他主宰，大政方針的最後決定權是掌握在努爾哈赤手中的。

修築東京城，也反映了汗權之大。天命七年（1622）三月，努爾哈赤因遼陽城大而舊，難以防守，欲築新城，諸貝勒、大臣諫阻，努爾哈赤拒絕眾議，力主新建，群臣不得不服從。《武皇帝實錄》卷四載述此事經過說：

帝聚諸王臣議曰：皇天見祐，將遼東地方付與我等，然遼陽城大，且多年傾圮，東南有朝鮮，西北有蒙古，二國俱未服，若釋此而徵大明，難免內顧之憂，必另築城郭，派兵堅守，庶得坦然前驅，而無後慮矣。諸王臣諫曰：若舍已得之城郭，棄所居之房屋，而更為建立，毋乃勞民乎？帝曰：既徵大明，豈容中止，汝等惜一時之勞，我惟遠大是圖，若以一時之勞為勞，前途大事何由而成！可令降民築城，至於房屋，各建之可也。諸王臣俱服其言，遂於城東五里代子河邊築城遷居之，名其城曰東京。

過了三年，舊境重現，努爾哈赤又提出遷都瀋陽，八旗貝勒、大臣又行諫阻，努爾哈赤一如既往，又力主其議，群臣只好再次服從汗旨。對於這件關係重大之事，《武皇帝實錄》卷四敘述說：

（天命十年三月）帝聚諸王臣議，欲遷都瀋陽。諸王臣諫曰：東京城新築，宮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備，今欲遷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興，民不堪苦矣。帝不允曰：瀋陽四通八達之處，西征大明，從都兒鼻渡遼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鮮，自清河可進。瀋陽渾河，通蘇蘇河，於蘇蘇河源頭處伐木，順流而下，材木不可勝用，出遊打獵，山近獸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吾籌慮已定，故欲遷都，汝等何故不從。乃於初三日出東京，宿虎皮驛，初四日至瀋陽。

大政殿（努爾哈赤定都瀋陽時所建）

定都瀋陽，是正確的，對金國的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從這兩次遷都和新築東京城，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努爾哈赤實系金國之主，握有軍國大政的決策權，是說一不二言出令行的專制君汗。

在軍事上，努爾哈赤是最高統帥，八旗勁旅歸他指揮，將領的升降獎懲和委任，皆由他最後決定。對外用兵，從軍事方針到戰略戰術，以及軍隊的進退等等，都由汗欽定，重大征伐，往往是努爾哈赤親自統率。從擊敗九部聯軍的古勒山之戰，中經攻撫順，敗明軍於薩爾滸，取瀋陽、遼陽，下廣寧，三十多年的重大戰役，皆系英明汗發號施令，率領諸貝勒揮軍鏖戰。軍權牢固地掌握在努爾哈赤手中。

在財經上，金國轄區土地，皆屬汗、貝勒所有，滿漢人民交納的賦稅和貢物，盡歸汗、貝勒支配。他們大量掠奪人丁，逼令充當阿哈，增建新的拖克索。天命六年九月，汗、貝勒下令，自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