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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出現了相當多的“無主之阿哈”。這些“阿哈”就是漢族官紳地主的家內奴僕和窮苦佃農、僱工。汗諭未指出具體地區，而是命令專管遼東漢民事務的八遊擊、二都司清查，可見，在相當多的州縣村屯裡，地主富紳或死或逃，許多佃農、僱工、奴僕擺脫了業主、家主和東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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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各守舊業”（2）

其三，這些“無主之阿哈”將主人的谷、草佔為己有售賣與人的行為相當普遍，以致如不從速清查禁止，則將被他們出賣罄盡了，故努爾哈赤在八天之內，連下四諭，責令八遊擊、二都司趕緊清查和處理。

鄉村如此，城市也不例外。天命七年（1622）正月二十四日金兵進入廣寧，第三天，督堂就命令城內居民說：“無主之財物、人畜，以及店庫所存之金、銀、閃緞、蟒緞、帛、布、翠藍布，各種物品，爾等所得甚多矣！今令爾等拿出，爾等取一半，另一半給予我等之有勞兵士。”《滿文老檔·太祖》卷三十三。

貧苦農民既能奪取無主之谷，就更有可能佔耕死於兵火及逃走在外的地主的莊田，何況這些田地本來就是他們佃種傭耕的，當然不會拋荒不耘，一定會照樣耕地種田收割莊稼，只不過是沒有主人鞭責催租罷了。

勞動人民的這些反抗行動，打亂了舊統治秩序，破壞了原有制度，引起地主的極端仇視，但他們又沒有辦法。現在，後金實行“各守舊業”政策，強迫勞動人民將無主田宅退出來，不許再佔，幫了漢族地主的忙，這是真正的反攻倒算。

第三，後金汗、貝勒從推行“各守舊業”政策中，得到了很大的好處。首先，這項政策的實行，表明了從前屈居偏僻山區的小邦之汗努爾哈赤，已經一躍而為遼東的最高統治者，對各行各業都有權支配，有權調撥，可以讓擁護新汗之人“各守舊業”，也可以將反金之人祖業全部沒收，一切皆由汗安排，遼民俱為汗臣僕。後金轄區，盡系汗土，全為汗民。

其次，汗、貝勒擁有遼東全部土地的最高主權，霸佔了全部無主田土。汗、貝勒可以遷民分地，可以賞賜臣僚莊田，也可以籍沒罪人田產，當然更可以調撥土地，設立汗、貝勒的拖克索。一切逃亡、死絕之人留下的“無主之田”，皆歸汗有。新君可以讓逃亡的地主回來以後，根據規定的條件，歸順金汗，手持銀錢，向督堂叩首乞求，從而領回自己的府宅、莊田、糧谷，收復舊業。汗、貝勒也可以令無田之民分種無主田土，納賦服役，聽汗驅使。

再次，拉攏漢族地主，為建立以滿族貴族為主的新的滿漢統治，提供物質條件。要想統治以漢民為主的遼東，必須依靠和利用漢族上層人物，沒有漢族地主的支援，區區數萬丁的“滿洲”，是不能在遼東站穩腳跟的，更不能長期統治下去。而要使漢族地主中的多數能夠歸順金國，只靠汗諭的勸降，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更多的東西，特別是涉及漢族地主根本利益的田產、府宅、銀錢等等，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政策，必須保障他們的所有權。“各守舊業”政策，使未逃的漢民地主，能夠繼續佔有祖產，重收租谷，收回丟失被佔的田宅財谷，當然會減少他們對新君的不滿，促使他們擁護金國的統治。一度逃過河西去往廣寧的人，返沈以後，只要投順新主，也可依憑“各守舊業”政策，交納一些銀錢以後，領回祖業。這樣，“各守舊業”政策第一次把滿族貴族與漢族地主連線起來了，為二者的聯合統治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又次，打擊了反金官僚地主，扶植和加強了擁金地主、官紳的勢力。“各守舊業”政策，使降金的官將、豪紳和富商得以收回失地，取回遺物，確保祖業。但對反金之人，則從重懲辦，沒收田宅財谷，斬殺家主。這樣一來，反金的地主、官僚勢力大為削弱，擁金的官將、地主則實力猶存。而且，在這樣的威脅利誘之下，有可能促使許多觀望猶豫的地主投降新君，充當順民，至少暫時不叛不逃，擁護金國。這就使汗、貝勒有了不少的忠順臣民，有利於鞏固和加強金國的統治。

最後，“各守舊業”政策，有利於鼓勵業主認真經營自己的產業，役使佃農、僱工耕墾已荒之地，修渠開溝，施肥整地。再加上汗、貝勒實行的逼民定居，禁止叛逃等措施，強使遼民各自從事自己的行業，耕田種地，築造房宅，這對改變當時田園普遍荒蕪的局面，是有利的，也為逼令遼民納賦服役創造了重要的條件。總的來說，“各守舊業”的政策，為後金統治者所想收到的“長遠之利”提供了有利條件。

綜上所述，“各守舊業”是為後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