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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轄區遼闊。明人張鼐在其《遼夷略》中說：王臺“所轄東盡灰扒、兀喇等江夷，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幾數千裡”，擁有敕書七百道。《武皇帝實錄》亦載：“葉赫、烏拉、輝發及滿洲所屬渾河部，盡皆服之，凡有詞訟，悉聽處分”。但是，由於王臺沒有建立起適當的管轄制度，兼之御下無方，“賄賂公行，是非顛倒，反曲為直。上既貪婪，下亦效尤……民不堪命”，因此，“諸部盡叛，國勢漸弱”。萬曆十年（1582），王臺“竟以憂憤死”。

王臺之亡的前車之鑑，鞏固女真各部統一的迫切要求，是努爾哈赤利用、改造牛錄製創立八旗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明朝政府對待女真的總政策，及其對努爾哈赤的態度，對促進八旗制的確立，也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明政府對待女真，一向採取“分而治之”的方針，在努爾哈赤興起以後，更想依靠這個辦法，來削弱建州勢力，恢復明政府對全部女真的統治。這在楊道賓的奏疏中，反映得十分清楚。

萬曆三十六年（1608），努爾哈赤已經滅哈達，亡輝發，重創烏拉，軍威大振。署禮部尚書楊道賓連上三道奏疏，詳述明廷國策和努爾哈赤近況，提出對策。他說：

女直乃肅慎舊疆，亡金遺孽。自永樂初年野人女直來朝，其後海西、建州女直悉境歸附，乃設奴兒干都司，統衛所二百有四，地面、城、站五十八，而官其酋長，自都督以至鎮撫。許其貢市，自開元以達京師。……其海西、建州，歲一遣人入貢，海西一千，建州五百。……然必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長，不使歸一者，蓋以犬羊異類，欲其犬牙相制也。祖宗立法，良有深意。今建州夷酋奴兒哈赤，既並毛憐等衛而取其印敕，又舉海西南關一帶衛所酋目，若布佔吉，若猛骨孛羅等而有之，雖婚姻有所不恤。惟北關一帶，若納林孛羅與弟金臺等，竭力死守，以苟延旦夕。又聞其飾名姝，捐重妝，以交歡北虜。夫國家本借女直以制北虜，而今已與北虜交通，本設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併。……更聞奴兒哈赤與弟速兒哈赤，皆多智習兵，信賞必罰，兼併族類，妄自尊大。……臣閱金、遼二史，遼人嘗言，女直兵若滿萬，則不可敵。……然詳繹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為三，又析衛所地站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長，不相歸一者，正謂中國之於夷狄，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群而存之，未有縱其蠶食，任其漁獵，以養其成而付之無可奈何者也。《明經世文編》卷四百五十三，楊道賓：《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建酋兼併屬夷憑陵屬國罪狀已著乞速頒文告嚴飭武備以遏亂萌事》、《海建夷貢補至南北部落未明謹遵例奏請乞賜詰問以折狂謀事》；《明神宗實錄》卷四百四十四。三道奏疏，主要講了一個問題，即明對女真的基本政策是“分而治之”，一定要使女真四分五裂，各自為主，互不相下，不能讓他們統一起來，“不使歸一”，以便以夷治夷，“犬牙相制”。因為，女真一聯合，“兵滿萬人，則不可敵”，將成大禍。分，則互相間易起爭端，爭必亂，亂必弱，既亂又弱，必競相爭求明援，那時就不得不卵翼於明，聽明驅使，為明帝效勞了。正是出於這個考慮，所以必須堅持祖宗立法，立即制止努爾哈赤對各部女真的兼併，“必離其黨而分之，護其群而存之”，這樣，才能除去禍根，保證邊境安全，保證明朝安全。

面對天朝明國議論發兵搗巢分裂女真的緊迫形勢，努爾哈赤如果不制定正確政策，鞏固女真的統一，則所轄各部又將渙散，實力大損，定將被明兵誅剿，家破人亡，重蹈遠祖董山、外祖王杲覆轍。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努爾哈赤利用舊的牛錄製，改進發展，創立了八旗制度。

二、　由牛錄到八旗

八旗制度淵源於女真人長期流行的牛錄製。牛錄是滿文niru的音譯，意為射獸用的“大披箭”。很久以來，女真人“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女真）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錄（華言大箭）厄真（厄真華言主也）。”這是以族寨為基礎湊編而成的臨時性的武裝組織，圍獵用兵，則自由組合，兵獵完畢便解散。所謂的牛錄額真，不是汗貝勒封授的統治士卒的專職官將，而是由參加兵獵的諸申推舉的臨時指揮者。這種各依族寨、自由湊編的臨時性武裝組織，既是當時女真部落分裂渙散條件下的產物，又反過來延續、助長了女真的分裂。這種情況，不僅影響了女真統一大業的進行，而且在客觀上為明朝政府對待女真的根本政策——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