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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好，反而越來越糟。大概他在臨死時都不會明白，自己的辛勤工作為什麼會換來帝國的滅亡。

帝國的處境已經萬分險惡，這對於一個尚未成年的人來說，本身就是個災難。更可怕的是，朱由檢並沒有意識到，或者是隻意識到了那麼一點點的險惡，他懷著一顆雄心，想要大有作為一番。

我們可以這樣講，崇禎皇帝想要大有作為的“作為”只限於帝國的平穩期，而絕對不是帝國的危險期。他後來的一系列舉動讓我們知道，他最多隻是個守成之君，絕對不是力挽狂瀾的皇帝。

他幹掉魏忠賢后，不但是朝野上下，即使是邊境將吏也大受鼓舞。崇禎皇帝就像是被別人誇獎了的小孩子，他當時想的肯定就是，要做出更多的這樣的事給這些人看，然後得到他們的表揚。

著急，這個詞語用在崇禎身上太合適不過了。他太著急了，一個著急的人總會有諸多表現，崇禎皇帝就是這樣，批奏章，不分白天黑夜，召見大臣，也不分白天黑夜。每當遇有軍機大事時，他更是廢寢忘食。

大家看到的是一個勤奮的皇帝，一個想要把帝國起死回生的皇帝。這種不顧疲倦、勤於政事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但是，為什麼沒有人問過，崇禎皇帝對那些奏章的處理意見是否正確，是否真的能解決他想要解決的事情？

崇禎皇帝還有幾大優點，比如節儉，對西方科技的興趣，在危急時刻，他敢於用人。這是他即位初期給整個帝國臣民的印象，帝國的臣民以為有了希望，大多數大臣也有了重振祖業的信心。

但是，崇禎皇帝的這種“勤於政事”引發了另一種結果。一心想要把事情做好的人有一個毛病，當他付出了精力和時間，卻得不到他想要的結果時就會由著急變成焦躁，最後導致急功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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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是你（2）

崇禎皇帝這種急功近利主要表現在“重典治吏”上。朝中大臣似乎上輩子挖了他祖墳一樣，他把大臣們分成三股，第一股在朝堂，第二股在監獄，第三股在地獄。

任何人都知道一個淺顯不過的道理，事情是慢慢做出來的。可崇禎皇帝不這樣認為，一件事情吩咐下去，如果在規定的時間——通常在這種規定的時間內大臣們都不可能完成的，不能完成，那你就要受到責罰。

罵文武百官是家常便飯，對百官的過失採取嚴懲不赦的政策，從而使得許多官員覺得“做事的”不如“不做事”，為了躲避崇禎的髒話和牢獄之災，大臣們就堅決不做事。

崇禎二年（1629年）九月，順天府尹劉宗周上疏道：“陛下您求治心切，一心想要功利，不見功利，就用刑罰。不是此時該用的辦法。”

河南府推官湯開遠也上疏崇禎，認為皇上對官吏處罰過多、過重。也正如這位地方官所說的那樣，崇禎一朝被殺戮的總督有七人，巡撫十一人，兵部尚書十四人。這裡面有幾個的確該殺，但大部分都是不該殺的，甚至根本就沒有罪過。

崇禎二年（1629年），後金兵臨北京城，山西巡撫耿如杞奉命勤王。結果在三天時間內被命令換了三個地方駐防，而糧草一點未給。士卒飢餓難忍，遂出現了搶掠行為。崇禎聽說後，立即將這位巡撫處死。陝西某縣的一位知縣剛赴任七天，縣城被造反人士攻破，他本人被崇禎皇帝下令處死。大家都覺得這個縣官太冤枉了，但大家都不知道，這樣冤枉的事情在崇禎一朝比牛毛還多。

當地方官員認為崇禎皇帝對官員太苛刻時，崇禎皇帝覺得這是小問題，在這個年輕人看來，官員就是賤人，你不給他壓力，他不可能給你幹活。

但是，這些人的確不給他幹活。不幹活可能會保住性命，一旦幹活就要完蛋。大臣們的這種行為又導致了崇禎皇帝作出一個錯誤決策——重新重用宦官。

事實上，宦官在中國歷史上頗有非議。中國歷史上的好宦官只有五代時期的張全義還有明朝的鄭和，如果把司馬遷也算上，最多不過三個而已。大多數宦官也並不是像魏忠賢那樣壞，明朝晚期太監多達十萬，不過才出了一個魏忠賢。

從這一角度來講，崇禎皇帝重用宦官並沒有錯，錯的是，他是在對朝臣失去信任的基礎上來重用太監的。這就給人一種錯覺，他如果不用一個好人，那麼他用的另一個人就絕對是壞人。

在他即位之初，對宦官的管束是非常嚴厲的。幹掉魏忠賢后，他把高階職務的太監都統統拿下。可在他印象中，這些太監並不像外面朝臣說得那麼惡毒，他們謹慎的樣子讓這位年輕皇帝偶爾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