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部分(第3/4 頁)

掌的楊嗣昌很明白一件事：此時兵部尚書那個位置就像一個火爐子，坐上去的人好一點的會燒得殘缺不全，壞一點的就會被燒死。

但皇命難違，他只好於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抵京赴任。崇禎皇帝對此人的瞭解是這樣的：有才華、辦事幹練、涉獵廣泛、喜談前朝歷史，另外，其文學修養與辯才在崇禎一朝也是不可多得的大臣。

當這位能說會道的大臣出現在崇禎面前時，崇禎皇帝掩飾不住其內心的激動。這一年離他召見袁崇煥已經過去了十年，在這十年時間裡，崇禎皇帝所受的煎熬非常人所能承受得了。確切地說，當他一登基開始收拾大明的爛攤子到現在，沒有被累死或是被氣死已經是他的造化了。

如果說，他當年召見袁崇煥有十分欣喜與期待的話，那麼，召見楊嗣昌就是百分的欣喜與期待。召見袁崇煥時，西北還沒有“刁民”，而這一次召見楊嗣昌，是西北有“刁民”，東有滿洲人。

他看著面前的楊嗣昌，希望這位兵部尚書有點鐵成金的本事能將內憂外患一舉掃除。楊嗣昌自然看到了崇禎皇帝的期待與焦渴的眼神。他侃侃而談，提出了三條他所謂的大政方針：第一，必先安內然後方可攘外；第二，必先足食然後方可足兵；第三，必先保民然後方可蕩寇。

這三大方針的後兩個方針並沒有新奇之處，無非是老生常談。其實第一種也是老生常談，楊嗣昌無非是想達到擺脫內外交困的目的。崇禎二年（1629年）與崇禎九年（1636年）兩次的滿洲鐵騎南下，讓崇禎皇帝認為外患不平根本無法睡覺，正在蔓延的“流寇”馳騁中原的內憂也讓他頭疼不已，但兩者之間究竟孰輕孰重、孰先孰後？在戰略上，這是根本無法迴避的抉擇。楊嗣昌提出這種方針，但凡是個人就能提出來，並且都會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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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嗣昌的英明（2）

但這一方針在楊嗣昌這裡並沒有成為老生常談，原因就是他實施的具體方法。一般人對“必先安內然後方可攘外”的理解應該是這樣的：要消滅滿洲必須先消滅“流寇”。但在沒有消滅“流寇”之前該如何處理與滿洲的關係呢，首先應該是嚴防死守，其次是不主動出擊，待國內安定後再對付他們。

但楊嗣昌卻認為，這還是被動地防守，也要付出精力。他說，與滿洲議和。

崇禎皇帝聽了大為驚訝，因為在任何一箇中原皇帝這裡，與外族尋求合作無論以何種方式都是自甘下賤。可楊嗣昌卻不這樣認為，他當然也有華夷之辯，可作為兵部尚書的他更有強弱之辯。

多年來在遼東的經歷早就讓他洞悉明朝不論是兵力、財力都不足以與滿洲人抗衡的形勢。在他看來，所謂收復已經失去的遼土，不過是幾個傻子在說瘋話。早在崇禎五年（1632年），他就說：“大家現在都把談‘復遼’稱為時尚，但這時尚早已經不流行了。倘若在天啟初年還尚可，那個時候如果能復遼也就復了，但如今到處都在用兵，復興遼東簡直是痴人說夢。”

當他站在崇禎皇帝面前的時候，時間已經過去五年了。五年時間，大明朝的武將們用盡渾身力量也解決不了“流寇”和滿洲人問題，他們東奔西走，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的事、殺的人有什麼意義。

楊嗣昌給了他們答案，如果要使事情有意義，那麼，應該這樣來做。

崇禎十一年（1638年），他派出一個聾子叫周元忠的去瀋陽找皇太極，周元忠到達瀋陽是該年四月初四，當時，皇太極正在外面打仗，周遠忠並沒有見到皇太極，但清朝的大學士希福卻對周元忠表示了熱烈的歡迎。

五月份，周元忠回到寧遠，帶來了清朝的一封信。希望明能採取有效措施，實現講和之舉，否則夏秋間就可能採取軍事行動。

楊嗣昌立即向崇禎皇帝報告，並建議關寧五萬兵馬撤回關門去剿滅“刁民”。但崇禎皇帝猶豫了，他把皮球踢給了邊臣，讓他們決定是否答應皇太極的條件。皇太極的條件在平時看來是非常苛刻的，但在當時的非常時期，其實並不苛刻。他無非是想要明朝給自己點錢花。楊嗣昌見崇禎皇帝居然不做決定，十分著急。果然，崇禎皇帝的意思一下，立即引起了朝臣的憤怒，他們直接指向楊嗣昌，彈劾他，認為他是奸臣，順勢推出奸臣正在賣國。

楊嗣昌冷冷對道：“當初張鳳翼死時，諸位沒有一位敢站出來坐這個兵部尚書的位置。因為你們都害怕見到生靈塗炭，但現在有一種辦法可以避免此情況的發生，你們卻跳出來幫助此情況的發生。皇上英明，當以慧眼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