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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但歸根結底，無論是當時在場的申時行還是萬曆，大概都明白，雒於仁其實是想告訴萬曆皇帝，您老怠政已好多年了。

萬曆怠政之表現主要有不上朝、不按照規定接見大學士、不面見大臣商討國事、不親行時享太廟、不搞經筵日講、不及時處理大臣的奏疏等。這就是後來被歷史學家們稱為斷頭政治的具體特點，萬曆是他祖宗嘉靖、隆慶的不理朝政的集大成者，是這位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神宗把斷頭政治推到巔峰，直接導致大明的跌落谷底。

但萬曆與他兩個祖宗實在不能相提並論，嘉靖怠政，是因為他要煉丹；隆慶怠政，是因為他想無為而治。可萬曆的怠政讓我們實在想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果一定要找個理由，那隻能是：他就是不理朝政。

在雒於仁上疏的三年前，也就是萬曆十四年（1586年）九月十六日，萬曆開始了他的第一次怠政，他連續至少有十天不上朝，這月的二十八日，他告訴內閣，前幾天上朝，大概是起得太早的緣故，頭暈眼黑，力乏不興，我得靜養一段時間。至於孟冬時享太廟，就由別人代替我去吧。

禮部主事盧洪春知道此事後，上疏萬曆，先是安慰了皇帝要好好養病，說得很誠懇，但最後，他卻來了一句，如果您真有病的話。

跟三年後聽到雒於仁說他沾染了酒色財氣時一樣，萬曆大怒：我受祖宗所託，主持帝國事宜，一旦因為病而歸天，如何對得起祖宗。然後，提到正題，姓盧的你肆言沽名，誣上惑眾，廷杖六十，革職為民，永不敘用。

這是他第一次以身體為由不上朝，這次怠政一直延續到這一年的十一月三日，三日這天，他到了京郊祈天保佑大明萬世永存。

也許，被廷杖的盧洪春的確是冤枉了萬曆，他在那一段時間很可能是真的身體不好，起床太早，就會頭暈眼花。但是，讓我們想不明白的是，一個人被冤枉了一次，難道就有理由去執行冤枉的內容嗎？

也就是從盧洪春被廷杖以後，萬曆就真的開始怠政了。首要表現就是不怎麼上朝了，元旦的朝賀也取消了，到了萬曆十七年（1589年），專門接見大學士的禮儀也被他忽略了。

萬曆十七年（1589年）三月，距雒於仁的上疏還有九個月的時候，大學士申時行建議，將升授官於視朝時面見皇帝謝恩的制度，改為“如免朝三次”，即可不必等候，僅“具疏奏知”了事。對萬曆來講，這真是一件從天上掉下來的好事，他可以減輕了不上朝所面臨的壓力。也就是從這以後，萬曆怠政開始了。特別是雒於仁干預他私生活以後，也就是萬曆十七年以後，這種怠政情況更加嚴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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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一個精神上的吸毒犯（2）

接下來的事情，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精神上的吸毒犯在幕後的表演。

萬曆十七年（1589年）春，親行享太廟。這是他最後一次親行享太廟。

萬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他自稱“腰痛腳軟，行立不便”，元旦朝賀取消。

萬曆二十年（1592年）七月，對著滿桌子的關於平叛韃靼人希望皇帝能御朝商議對策的奏疏，萬曆只回了兩個字：不報。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四月，因抗倭援朝之役事關重大，內閣大學士提出要面見萬曆，萬曆給出的回答是：我最近頭暈，一直在吃藥，不能見外人。

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針對萬曆皇帝不處理大臣奏疏的事情，有大臣仰天長嘆：“一事之請，難於拔山，一疏之行，曠然經歲。”而萬曆皇帝龜縮在深宮裡，對著御前堆積如山的奏疏，面色平靜。

當萬曆連大臣們的奏章也不批覆時，就導致了一種很嚴重的後果——官員缺席。因為按照明朝朱元璋制訂的制度，明朝的皇帝是政府的唯一決策者。一旦他不願處置但又不輕易授權於太監或大臣時，整個文官政府的運轉就可能陷於停頓。一旦停頓下來，士大夫不肯吃閒飯的骨氣就會讓他們覺得所事非明君或者是覺得拿著朝廷的俸祿而沒有做任何事很不好意思。另外，官員們的升轉也有年限，這個年限一過，他們忽然發現自己還沒有被升，自己還在這個任上，就會產生一種寂寞與無聊的心態。他們做出的選擇大都是一個字：走。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年初，有識之大臣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此後，這種現象由於萬曆的怠政而變得更加嚴重起來。按正常的編制，南、北二京六部應當有尚書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可到了萬曆三十年（1602年）時，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