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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在李太后聽來意思大概有兩層：第一，高拱瞧不起自己的兒子；第二，高拱你算什麼東西，憑什麼瞧不起皇上？！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到河南，見到了被廢鄉居的高拱。兩人相見，說長道短。張居正盡力棄嫌修好，並盡力讓高拱想起在萬曆元年送他出京的情景。當時，他把高拱扶出宮門，又與另一次輔一起上疏請求留下高拱。高拱回想起那一情景，並沒有被感動，在他看來，張居正這個人除了陰險以外還有虛偽。

張居正選擇了與馮保合作驅逐高拱，他借太監之勢力並不是想壓制儒臣，而是想要實施他的改革大業，這便證明了張居正確為非常之人。綜觀歷史，宦官與儒臣之間的矛盾就是“忠奸不兩立”，而張居正打破了這種陳規。他是受過儒家教育多年的人，但卻沒有被儒家的那一系列陳規所束縛。儒家所謂的“君子小人”論，就完全可以把一個迂腐的儒生推進萬丈深淵。

儒家太重修身，以至於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怎麼做人上。儒生做事先不管這件事是否有利於天下，他們首先考慮的是在做事的過程中是否影響了自己的做人。但看歷史上諸多人物，能成大事者雖然標榜仁義，但其所行之手段實是法家那一套。張居正是儒生，而且不是愚儒，他深刻地明白孟子所言“夫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的真諦。

許多年後，當張居正和馮保稱兄道弟的時候，朝堂之上的儒生們咬牙切齒，這些儒生簡直想把張居正剝皮而後快。在他們看來，堂堂一內閣首輔與宦官為伍簡直是丟盡了士大夫的臉。而在張居正看來，跟馮保合作是最明智之舉。他從明朝歷史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宦官之所以一直存在於大明朝就是因為他離皇帝近，皇帝不可能天天和大臣們在一起，但絕對有大部分時間是和太監在一起的。這些人的一言一行對皇帝來講都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簡單來講，皇帝們也要靠他們來為自己服務，他們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尤其是隆慶去世後，馮保的權力在如日中天之時還能親近一個李太后。

他經常提到的一句話就是非常之事必是非常之人才可做得。在驅逐高拱這件事上，他讓我們看到了他的確是個把理論與實踐結合到極致的人。只是因為一個目標，他肯把自己置身於文人們的口誅筆伐當中。

歷史，尤其是中國歷史，一個人隨時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決定，對事變的形成新增一些意外的變化無常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使事物的行程變更方向。張居正的意志決定了他必可改變大明的行程方向，在萬丈深淵前掉轉，向著光明平坦的大道賓士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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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之死（1）

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張居正病逝於已躺了三個多月的床上。幾年後，曾被張居正得罪過的清流文士王世貞以豐富得可以創作小說的聯想力在《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中臆測道：張首輔之死，實死於春藥過度。

由他的這種臆測，我們可以知道他是不相信鬼神的。不然，他不敢這樣胡說。從當時明朝的風氣來看，明人常常將房中術擺在枕邊，為的是益壽延年，更為了縱慾而不傷身。王世貞肯定也是此類暢銷書的忠實讀者，推己及人，便認定張居正之死實死於縱慾過度。晚明士人風行房中術，張居正不可能免俗，但王世貞說他“妻妾太多而無法滿足她們，則每天以春藥堅持”實在讓人信不過。

萬曆十年（1582年）春節剛過，張居正就病倒了，病因很簡單：痔瘡。用中醫的話來講，痔瘡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勞累過度，“久坐則血脈不行，久行則氣血縱橫，經絡交錯。久坐久行，勞累過度，使腸胃受傷，以致濁氣淤血，流注肛門而生痔疾”。另外，情志因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喜怒起，氣血侵入大腸，結積成塊，易生便血。”

多年的文牘生涯和改革中種種不順心的事而讓常常火氣十足的他得了很嚴重的痔瘡。自擔起改革大業以來，日作夜思，食不甘、寢不寐。他所憂慮的又豈止是改革大業？還有那些時刻想反對他計程車大夫！其時，已經是老毛病了。所謂“十人九痔”，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痔瘡雖不是小病，但絕不是致人性命的大病。

“積習沉痼已久，非痛懲不能挽也。”這是他在改革中所持的思想，不幸的是，他把這種思想也帶進了痔瘡治療上來。在床上痛苦了三個月後，萬曆十年的三月，他命令醫生將自己的痔瘡割除。就如他的改革一樣，從根上祛除，連根拔起。

他把割除痔瘡也當成了一項改革，但這項改革卻立刻失敗了。從手術後，他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