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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皇上允許，自動離職卸任，回通州定居去了。

李三才事件拉開了東林黨與反對派的爭鬥，在這件事上，無論後人多麼想為顧憲成辯護，但一條不容置疑的事實卻是，他希望李三才入閣來提高東林書院在朝廷的影響。

並不純淨的東林黨（2）

雖然，他後來解釋說，自己所寫給葉向高的信的緣由只不過是出於對李三才的瞭解與肯定，但在攻擊他的言辭裡，都有這樣一條：李三才本就是東林一夥的。

幾年後，發生了明末三案，直接引起了黨爭。這三案是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梃擊案我們在前有所介紹，這裡不再贅述。紅丸案發生在泰昌元年（1620年），萬曆皇帝的那位太子朱常洛即位後不久就得了重病，司禮監秉筆兼掌御藥房太監崔文昇進瀉藥，服後病益劇。鴻臚寺丞李可灼就獻上了兩顆紅色的丸子，說是仙方，可長生。朱常洛服後不但沒有永遠不死，反而立即就死了。朝臣群起彈劾崔、李二人，東林黨人立即懷疑此二人是受鄭貴妃指使而下毒；而反對派卻反對，其實這些人反對的目的就是因為東林黨贊成。爭論一起，大學士方從哲從中協調，事久決不下。最終，兩派誰也沒有取得勝利，朱常洛死後，兒子朱由校即位，撫養他的李選侍堅決居住在乾清宮，以把持朝政。都給事中楊漣、御史左光斗等聯合大太監王安迫其移宮噦鸞宮。朱由校正式即位後，此事引起爭論，成為官僚派系鬥爭的內容之一。

東林黨的勢力逐漸擴大，特別是當朱由校登基後，由於是他們的努力，所以皇帝對這些人很是器重。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失意的政客，善於鑽營計程車大夫紛紛投進東林，而且，在這些人信誓旦旦的承諾下，東林也接納了他們。

在後期，東林黨之所以敵不過閹黨，有一部分原因即在此。諸多的政客發現自己所憑藉的東林已經不是當初的東林時，他們立即掉轉，把槍口對準了真正的東林黨人。

我們回過來看，當初，萬曆皇帝下令全國開展礦監稅使活動，最先反對的就是東林黨。這並不是說，他們在為天下百姓著想。因為在萬曆皇帝最先派出礦監時，老百姓的利益並沒有受到影響，而受到影響的是一些富民。那麼，東林黨的人是些什麼人呢？這些人大都是有功名、田地或是資產的中小地主階層。

稅使剛剛成立時，其所徵稅的物件也無非是一些開旅店的店主，這些人自然也被稱為富戶。也就是萬曆皇帝侵犯了他們的利益，才使得他們奮起而反對之。

在天啟三年（1623年）的京察之中，東林黨人趙南星掌管吏部，力斥反對派官員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等，議當罷黜。吏科給事中魏應嘉堅決不同意。趙南星可不管，總之，不和自己站在一邊的就是敵人。他寫了《四凶論》攻擊亓詩教等，最終這些人在強大的東林勢力的打擊下被罷黜了。從各種史料來看，趙南星透過這次京察大肆打壓其他派別的人，完全是一種斬草除根的想法。的確，東林官員不與閹黨合作，從而獲得清譽之名。但東林黨人以“清流”、“正人”自詡，對三黨官員心存報復，對政見不合者均斥為“邪人”、“邪黨”，甚至直指為閹黨，卻也是他們的愚蠢之處。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被東林排斥的官員，便投依閹黨求存。東林執政後反而在朝官中日益孤立，而魏忠賢的閹黨的勢力卻得到了極大的增強。

針對這次京察中東林黨人的報復行為，前輩學人謝國楨先生就說：“天啟三年的京察，趙南星未免作的太辣，但後來魏忠賢的殘戮，又未免太毒了。”他這句話其實還可以這樣來理解，後來東林黨人被魏忠賢大肆清洗，一半責任要歸於自己。

假設，只是假設，黨爭開始只是純粹的政見和價值觀分歧的話，那麼到後來也就顯現出了它的真實面目：徹底淪為了全然不顧天下國家的意氣之爭、利益之爭、個人恩怨之報復。齊、楚、浙三黨自然如此，東林黨更是不能逃脫。

所以，東林黨並不是如我們所想象的那樣，十分純淨，純淨到只為百姓著想。晚明的清官、好官都出在東林或是對東林有一定的好感。這只不過是因為其他黨派太差勁了，這些官員只能退而求其次而已。

在正義與非正義之間掙扎（1）

被反對派命名的東林黨在其產生到滅亡，到底爭論了哪些事呢？這是一個很不能讓人解釋清楚的問題，一方面，他們的爭論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另一方面，在爭論中，是否真的是從大局著想的。

顧憲成似乎就是東林黨的開始，而在他死後，東林黨也並沒有結束，直到明朝滅亡，在歷史的迴音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