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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炮兵陣地選得險而奇，即大膽地把50餘門火炮設定在距敵前沿300米處進行直瞄射擊，準確地摧垮了敵人的工事。

至於“聯合國軍”方面，從戰術的角度去看，在臨津江畔的戰鬥中，則犯有不少戰術性的錯誤。首先是作為戰役預備隊的美英軍實際上採取了“戰又不戰、退又不退”的戰役部署。戰鬥力較強的英美軍與一線韓國軍隊的距離相對較大，既不能迅速前出支援沿江防線、又影響了韓國軍隊計程車氣。同時，其二線部隊只是部署在公路沿線，沒有做好戰術反擊的準備，在志願軍突破臨津江防線後基本沒有組織部隊從側翼對志願軍進行主動鉗制；在預計志願軍將發起攻擊前，如果明確棄守漢城一線，也未事先以在漢城以南的漢江架設更多浮橋等方式做好準備。其次，在優勢很大的炮兵火力方面，“聯合國軍”組織也不恰當，第1軍軍屬炮兵佈置過於靠後，而且沒有對志願軍可能突擊的方向預先標定諸元，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臨津江天險的對於防禦一方的實際意義。在戰場偵察方面，其過分依賴航空偵察、忽視一線部隊的戰鬥偵察（韓國軍隊在這方面要好些），在客觀上也幫助志願軍實現了戰役奇襲——當然，儘管李奇微是有可能將臨津江變成自己的仁川的，但這些問題不能都歸罪於他，他的前任以及麥克阿瑟都有不可推脫的失誤。

從臨津江畔開始的第三次戰役，也徹底粉碎了李奇微反攻的設想。事實上，在1951年1月1日上午之前，他還曾有“透過實施強大的反突擊給敵人以嚴厲的懲罰”的想法（事實上，從他的部署看這麼做也是不現實的，但在他的回憶錄裡卻把不能實施反擊完全歸咎為韓國軍隊的潰敗）。之後，透過對整個三次戰役的反省，這位將軍重新認識到了中國軍隊的弱點和他自己的強項，並因此形成了針對志願軍“禮拜攻勢”的“磁性戰術”、“火海戰術”，東西方綜合國力與指揮藝術的較量，又在朝鮮半島斷斷續續的炮聲中，逐漸找到了新的平衡點。而東京的麥克阿瑟將軍，則與2個月前相反，開始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真討論起從朝鮮半島撤退的問題。至於白善燁准將的韓國第1步兵師，在志願軍第三次戰役的打擊下崩潰了，除了被志願軍斃傷和俘虜的之外，很大一部分11月在漢城補充的新兵再一次加入到難民的行列中——在朝鮮戰爭中，曾有一個韓國人6次在部隊的潰敗中變成難民，又6次參軍！

1955年秋，在全軍最高軍事學府——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的將校級學員學習和研究典型戰例時，來自39軍的師團幹部在討論116師突破強渡臨津江戰例時，對突破口的選擇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並且擺出了各種不同意見。院長劉伯承元帥聽取了討論情況，作了精闢的分析，最後他說：“39軍這個突破口選得好，選得正確，應該給滿分嘛！”後來，總參謀部和軍事學院出版了《第116師高浪浦裡東南地區進攻戰鬥總結》，作為師級江河進攻的典範戰例供院校和部隊學習研究。116師之所以能如此迅速近乎完美地突破臨津江，一是突破地點選擇出其不意，二是進攻部隊出發陣地以及部隊隱蔽潛伏巧妙，三是透過軍事民主解決了徒涉、過冰封江面和攀爬懸崖的難題，四是炮火準備中炮兵運用上計劃周密組織嚴謹，五是總攻時間不呆板執行上級命令而是根據戰場實際情況靈活建議，六是實際戰鬥中步、炮、工兵各兵種協同密切，配合默契。再加上116師又是一支聞名遐邇的虎賁雄師，戰鬥力本來就冠蓋三軍，取得這樣輝煌的勝利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在這次臨津江畔的跨江奇襲中，如果說還有什麼欠缺的話，從116師角度看，在突破臨津江之後應以主力而非347團1個團向釜谷裡進擊，那就能取得更大戰果也能減小347團在釜谷裡戰鬥中的損失。從39軍角度看，則是在向漢城攻擊時應使用115師或117師超越116師，因為畢竟116師從第一次戰役以來就一直戰鬥在最前線，都是擔負艱鉅的主攻任務，傷亡不小戰鬥力已有所損耗，應使116師能在戰鬥中有所休養以保持戰鬥力——當然，這些後話也都是瑕不掩瑜。

50年後再次回顧志願軍突破臨津江之戰時，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這是一次異常成功的師級江河進攻戰，也充分體現了我軍戰略戰術特點和指揮藝術，使得本來可能成為“強弩之末”的野戰攻堅行動，成為了一部跨江奇襲的經典之作。在這次戰鬥中志願軍縝密的戰術策劃、各級指揮員高超的指揮藝術以及戰士們英勇無畏的戰場表現，直到今天也依然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筆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