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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怨。

當十一月甘二日，郭松齡在深州召集軍事會議時，恰好姜登選乘專車出關路過深州，即將到站，郭松齡的副官長馬之福。向郭松齡請示，要不要去迎接？

馬之福的意思是，郭松齡去一接，姜登選自然要在灤州住一晚，就此加以軟禁。但郭松齡只是關照：“你代表我去請他下車住一晚，明天早晨我去看他。”

等馬之福照實轉告，姜登選這樣答說：“不必了！我跟你們軍長瀋陽見吧！”

姜登選不上鉤，馬之福只好硬攔了，交代站長，姜登選的專車，不準開行；同時馳報郭松齡，將姜登選硬請下車，安置在車站前面的一處民房之中。

至此姜登選才知不妙，一夜未曾閤眼；第二天一早寫了封信給郭松齡，要求會面；回信是一時無暇，容後再說。這樣軟禁了五天，姜登選被殺；事先有人勸郭不要殺他，而郭松齡不聽。因為第一、姜登選擠掉了他的安徽的地盤；第二、曾任黃興的參謀長的李書城多嘴，將姜登選所說的，第二次奉直戰爭時，“在山海關沒有殺郭松齡，實在是他的運氣”的話，告訴了郭松齡。新仇加上舊恨，便不惜處決了在此役中完全無辜的舊日同袍。

就從這一天開始，局勢逐漸發生了變化，首先是張學良與郭松齡的日籍顧問宇田與儀戰，經過日本方面的安排，在灤州接觸，試圖找出停戰的途徑。張學良要求先行停火，再商善後；而郭松齡提出的條件是：山東歸嶽維峻、直隸歸馮玉祥、熱河歸李景林，郭松齡本人回奉天，執掌東北軍政。彼此的距離，南轅北轍；張學良知道與郭松齡已無可再談，便由秦皇島轉赴旅順，偕同楊宇霆回瀋陽，決心與郭松齡以武力周旋到底。

其次是馮玉祥與李景林發生了矛盾。當郭松齡倒戈的通電一發表後，馮玉祥便加強了對北京的控制。馮玉祥一向厭惡“安福系”，因此權傾一時的京畿衛戍司令鹿鍾麟，逮捕了安福系的要角曾雲需與姚震，同時派國民軍分別駐守車站及東交民巷，以防要人避匿。

見此光景，段祺瑞大感威脅，一面改組執政府，讓梁鴻志解職，改派許世英接任；一面派黃郭與許世英赴張家口向馮玉祥徵詢時局意見。結果馮玉祥發表“擁護執政，始終不渝”的通電；而段祺瑞則以改組執政府作為回報，一向擔任段馮之間橋樑的賈德耀，出任陸軍總長；由張作霖推薦的代理農商總長莫德惠請辭照準。

但馮玉祥卻希望他留任，更希望他留京。原來馮玉祥之跟郭松齡合作，多少有些投機性質，他不以為郭松齡能順利成功；也不以為張作霖會，敗塗地，到得相持不下時，他可能會發生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想留住莫德惠，作一道他與張作霖之間的橋樑。

為此，馮玉祥特派他的掛名參謀長，清幫大字輩的張樹聲，向莫德惠致懇切挽留之意。莫德惠跟他的機要秘書‘王冠吾商量，認為張作霖對郭松齡倒戈，李景林的脫離，所受的刺激甚大，此時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支援，莫德惠回東北以示與張作霖共患難，對他是一種極大的鼓舞。不過對馮玉祥不必表示得太明顯，不妨虛與委蛇。此外，王冠吾安排莫德惠與段祺瑞作了一次秘密的會晤，段祺瑞保證，除非郭松齡能徹底控制關外的局勢，他不會發表他的東北職務。同時請莫德惠轉告張作霖，儘可能堅持，切勿輕言離開瀋陽。

不過，北京的治安，鹿鍾麟完全掌握；馮玉祥既然要留莫德惠就不會輕易讓他離開北京。所以想了一條“喧賓奪主”之計，由王冠吾帶著一班莫德惠的“班底”，離京赴津；而莫德惠便化裝為“班底”之一，安然透過鹿鍾麟派在前門車站的便衣偵探的耳目。一到瀋陽，張作霖大感欣慰，特開帥府儀門迎接，大張盛宴。

宴後密談，張作霖最關心的是李景林的態度，他希望李景林之通電宣告與東北脫離關係，只是權宜之計。基本上仍傾向奉天。為此，特派許蘭洲為密使，到天津活動。許蘭洲的行囊中，除了正金銀行的四十萬元支票以外，還有李景林老母的一封家書，告誡李景林善自為計，莫入歧途，希望能策動李景林來個“反倒戈”。郭松齡如果後路有變，瀋陽方面再發動反攻，前後夾擊，形勢就大為不同了。

當然，李景林的態度重要，還不如日本態度的重要。當所謂“奉變”初起時，張作霖便找他的日籍顧問問計。張作霖的日本顧問有好幾個，但最親密的是，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推薦的，前關東軍高階參謀松井七夫；他的哥哥便是日本陸軍“少壯派”要角之一的松井石根。在張作霖準備逃亡時，松井七夫將五姨太及張作霖的年幼子女，都接到他家裡去住，同時建議張作霖分兩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