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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燮元得知訊息,已無可挽救了。
但是,吳佩孚最大的打擊,是來自奉張。本來吳佩孚南撫孫傳芳,北聯張作霖,這個三角關係,以他為中心,怎奈孫傳芳私心忒重,坐山看虎鬥的結果,使得革命軍能用個別擊破的策略,造成吳、孫的兩敗俱傷;在這樣的態勢之下,張作霖面臨了一個必須作出抉擇的局面,如果不甘於坐守關外,便須入關有所作為。結果是張作霖選擇了後者,也就是擔當起對抗革命軍,挽救北洋軍閥的主要責任。
其時國民革命軍對大局有一個極其精當的分析與判斷,認為張作霖組織安國軍,是孫傳芳全力策動的結果。但張作霖目前對迫近潼關的西北軍,較之對革命軍,更為緊張;因為潼關一下,西北軍開入河南,北方便大受威脅,所以奉軍必先全力對付西北軍,一定要待到河南穩定後,才會對革命軍採取行動。
因此,革命軍當前的戰略是,第一、先肅清湖北西部;等西北軍經營陝南告一段落,兩軍在鄂北取得聯絡,再定攻河南的計劃;第二、乘此奉軍無暇南顧時,革命軍在東南方面,先定閩浙,再圖蘇皖,暫定劃江而守,以待時局的變化;第三、上海勢在必得,否則長江閉塞,海外交通亦難自如,一得上海,全面皆活,可立於不敗之地;第四、南京及皖南收復後,進軍河南,逐鹿中原,此時不但西北軍可以取得聯絡,山西亦必響應,然後北定燕雲,統一全國。
果然,初步顯示,局勢的發展,悉如預料,張作霖以孫傳芳的主力守淞滬;直魯聯軍守南京,而以入河南防西北軍,作為奉軍的主要目標。這一來,就非將擋道的吳佩孚請開不可了。
儘管張作霖函電交馳,表面詢問吳佩孚的動向,實際上是請他讓路,甚至表示入豫的奉軍,可以歸吳佩孚指揮。但有南口的經驗在,吳佩孚頗具戒心,所以一再表示,自己的實力足以擋得住革命軍,還不需要奉軍。
但是,他的實力在哪裡呢?寇英傑、靳雲鶚兩軍,都指揮不動,而且靳雲鶚反奉的態度十分強烈,甚至自行組織了“保豫軍”,準備對抗張學良、韓麟春的部隊。
張作霖忍無可忍,下令三、四方面軍,肅清黃河北岸,渡河進佔鄭州。於是奉軍先頭部隊於一月底進駐河南彰德;全部兵力五萬人,由京漢、隴海兩路陸續南下,前敵總指揮是第十軍軍長於珍,而張學良則不時往來於前線與北京之間。
三月五日,張學良到達河南衛輝,此地南濱大河,西控上黨,號稱天下之中,他與韓麟春召集第十軍軍長於珍、第十七軍軍長榮臻、第五軍軍長趙恩臻及炮兵司令鄒作華等高階將領會議,決定分三路前進,於珍指揮中路、趙恩臻指揮西路、榮臻指揮東路,限一星期內渡過黃河,進逼鄭州。
在會議中,張學良下了極嚴厲的命令:嚴守軍紀,不礙害民擾民。原來張學良雖未正式受過西方教育,但從青年會到京奉鐵路,他的外國朋友很多,頗為嚮往西方文明;革命軍出師以來,只為部下恪守軍紀,到處受到百姓的歡迎與支援,以致所向無敵,對他是個極大的啟示。再細想一想,馮玉祥的部隊打不散,亦是由於紀律嚴明;此外孫傳芳的部隊,軍紀比較好,戰鬥力就比較強。奉軍的裝備、訓練、士氣都是第一流的,就是軍紀太壞,以致於楊宇霆在江蘇,地方上一聲號召,群起而攻,不須有什麼行動,就垮下來了。因此,他這一回決心要洗刷“奉軍紀律最壞”的名聲。
因此,這一回奉軍由於黃河鐵橋已斷,不得不用船隻渡河時,破天荒地是用相當合理的價格,僱用民船,而非蠻不講理的徵用;同時亦停止了拉伕,出價僱用伕子來運輸輜重,使得河南老鄉,大感驚奇。
三路泰軍,由於珍所指揮的中路開始,分別在鄒作華的重炮部隊支援之下,強行渡河,直撲鄭州,還發動了飛機助攻。同時張作霖給了吳佩孚一封電報,指責他“敵來犯境,則退讓不遑;友來假道,則屏絕不許”,措詞很不客氣。見此光景,吳佩孚黯然退出鄭州,轉往豫西鞏縣,暫時歇足。
哪知馮玉祥的部隊,已由陝西出動,而潼關守將張治公則投降了奉軍;但在洛陽的所謂“鎮嵩軍”劉鎮華部,卻又響應馮玉祥。雙方部隊一層夾一層,形勢搞得非常複雜,如果吳佩孚未離豫西,奉軍不能自鄭州攻洛陽的鎮嵩軍,張治公便有為馮玉祥、劉鎮華夾擊之危。因此,張學良派人持專函去見吳佩孚,信中很客氣地請“吳老伯移居鄭州”,實際上是要他讓路。吳佩孚置之不理,韓麟春等人便老實不客氣要動武了;以關雲長自許的吳佩孚,變成了兵敗的“劉皇叔”,棲棲皇皇地遁往南陽。
其時國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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