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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辦西北邊防事宜的名義，移駐張家口，並將所部暫編為十二個師，稱為“西北陸軍”。

北京的情況相當微妙。在段祺瑞入京就任執政後，緊接著張作霖亦自瀋陽專車入關，先一日奉系大將李景林帶了一萬多人到北京預為佈置，所部分駐城內外各重要據點；郭松齡帶了一團精兵，進駐城北黃寺，控制安定、德勝西門及平綏線。張作霖駐節的順承王府，則由張學良帶一營人，親自警戒。

這咄咄逼人的氣勢，已使得國民軍側目，而自秦皇島、山海關源源開來的奉軍，又壓奇*書*電&子^書迫國民軍讓出保定、宣化等地的防區。國民軍二軍胡景翼、三軍孫嶽、憤憤不平，在十一月三十日晚上，約齊了去見馮玉祥，提出一個極其大膽的計劃，趁張氏父子在京，發動擒賊擒王的突襲計劃，進攻順承王府，玉石俱焚，只要用亂槍打死了張氏父子，奉軍必然大亂，繳械的繳械，安撫的安撫，大局頓時改觀。

馮玉祥聽了頗為動心，下令警衛部隊準備應變，但反覆商量了一夜，認為勝算不足；而且首先動手，糜爛地方，國民軍軍紀良好的聲譽，毀於一旦，便是自取滅亡的開端。因此到了十二月初一，馮玉祥撤消了應變的命令。

哪知事機不密，訊息很快地傳到了順承王府。張作霖心想，果真幹了起來，且不說給了直系殘部一個反撲的機會；首先，不論勝敗，皆將為各路諸侯所恥笑，這個面子丟不起。張公百忍，家訓昭垂，因而當機立斷，十二月二日上午十點鐘，下了一道奉軍全數撤離北京的緊急命令。

張作霖連段祺瑞都不通知，坐上專車，直駛天津。奉軍一部分隨張作霖出關；一部分沿津浦路南下，向山東南部發展。於是馮玉祥所部，隨即又進駐北京；鹿鍾麟的職權如昔，他既不會釋放曹錕；而段祺瑞在孫中山先生業已到京，善後會議只舉行了第一次大會，議事細則甫行透過，而以孫中山先生卻臥病鐵獅子衚衕行轅，未能正式開議之時，即令有心幫曹錕的忙，亦不便擅作主張，將此名義上的罪魁禍首開釋。

這些情形經王揖唐細細分析以後，楊雲史才知道曹錕在延慶樓還有一段日子好待。至於王揖唐請楊雲史代為勸駕，希望吳佩孚進京一事，當然亦不會有什麼結果。王揖唐只好逛了一回赤壁，怏怏辭去。

但是段祺瑞對吳佩孚很不放心，王揖唐的使命失敗以後，他決定採取激烈手段，密令長江海軍司令許建廷，率江防艦八艘，開往黃州，準備生擒吳佩孚。湖北督軍蕭耀南本是吳佩孚手下大將，但其時內迫於湖北“拒吳保鄂”的民意；外受段祺瑞不斷增加的壓力，不敢以實力支援吳佩孚；但他亦決不會讓許建廷在他的疆界內對吳佩孚動武。

因此，暗中通了訊息；恰好與吳佩孚化敵為友的湖南督軍趙恆惕來了一個電報，邀他到湖南休養；吳佩孚窮無所歸，感於趙恆惕的義氣，決定應邀到湖南去作客。

原來吳佩孚幫過趙恆惕，實在也是幫了湖南人一個大忙，當段祺瑞大做武力統一的迷夢，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派曹錕、張懷芝為第一路。第二路總司令，領兵討伐南方進軍湖南時，只有吳佩孚的第三師打得最好，長驅直入，由湖北入湖南，經羊樓司佔領了嶽州，一直屯軍在此。

其時，北洋軍系直皖兩系的分裂，正在擴大，徐樹錚的跋扈，以及“安福國會”的把持，使得原屬於馮國璋系統的“長江三督”及張作霖控制的東三省，再加上直隸，無形中組成了一個以明反徐樹錚，暗反段祺瑞的七省聯盟；不久又因為段祺瑞派他的內弟吳光新為河南督軍，原來的督軍，舊淮軍系統的趙倜不願讓位，加入了反段的行列，七省聯盟變成了八省聯盟。

八省的督軍，及其他重要人物，因為段祺瑞的資格與地位，對他都還保持著一份適度的尊敬。但自視極高的吳佩孚，卻沒有將他看在眼裡，首先發難，以通電指斥北京政府“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為敵國，竟以和議為逆謀”。接下來要求撤防回北。

這時的湖甫督軍是直軍第七師師長張敬堯，他是安徽霍邱人，據說是前清捻軍將領張總愚之後，弟兄四人，敬字排行，以堯舜禹湯命名，但行為卻如桀紂。直軍中第七師以軍紀壞出名；而又以駐紮長沙的一旅為壞中之壞，殺人放火、姦淫擄掠，無所不為；湖南人恨之刺骨，“驅張運動”一直不斷，文的向北京政府呼籲；武的組織湘軍進迫，但都動不了張敬堯。一年工夫，他在湖南蒐括了兩千萬；他部下有七萬人，胡作非為，搞的錢更是不計其數。湖南人慾哭無淚，相形之下，覺得駐紮在嶽州、衡陽一帶的吳佩孚的第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