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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皇帝身邊掌實權的且屬於其派系的宦官才行。宦官在內廷因分成兩派都各自從事其權力爭鬥，而爭權鬥力的結果也同時會在外廷士大夫那邊的牛李兩黨的盛衰上得到反映。

自從李德裕死後，牛李黨爭已經慢慢平息下來，但是後來的執政大臣仍念念不忘盡誅宦官，終導致宦官與宰相競相拉攏藩鎮節度使為外援，最後出現朱溫篡唐的結局。當然這一切也跟唐朝末期的皇帝偏信或昏庸無能有關，但無論如何，對唐朝後期政局的影響雖然不是直接的，但仍可算慘重，因為最終是亡了國。細加分析的話，唐朝後期朝廷內鬥的雙方鎮線也是有著明顯的變化的，而且錯綜複雜，其發展過程更是幾經轉變的。

甘露之變後，互相敵對的宦官家族及派別，漸覺需團結一致來對付企圖剷除他們的外廷朝臣。當宦官們警覺到要對付宰相需聯結藩鎮，於是有族類自覺的意識，後改變策略，一面與藩鎮連手共同干政，此時，宦官與宰相的鬥爭已經不單純是中央內鬥這麼簡單，已有了性質的改變：變成為藩鎮利益服務了。另外，宦官還泛用收養武將為義子的手法來鞏固加強自己的勢力，可惜後來越收越濫以致失去家族歸屬感這原有意義，甚至還要死在義子的手裡，如田令孜就是被有野心佔據四川的王建素殺死，這說明：中央宦官與神策軍將、藩鎮節度使的義養關係都是建基於利益上的，一旦宦官失去利用價值，或出現利益衝突時，宦官便成為最終的犧牲品。所以宦官與藩鎮互相利用。

到了唐朝末年，藩鎮割據的局勢一直在變化中，加上民亂的爆發，唐末皇帝的身邊已無良臣可依靠，宰相素質低劣，宰相雙方皆藉助於藩鎮之力打擊、排擠對方。特別是崔昭緯、崔胤、柳璨等人，更是動輒如此昭宗時，其平衡藩鎮政策失效，當權的宰相崔胤要盡殺宦官時，昭宗根本已無力制止甚至為保皇命而不得不從，以致崔胤聯合朱全忠盡殺宦官及對手，一切都到了非皇帝所能控制的地步，唐朝已走上被強藩篡權的末路了。所以，宰相與藩鎮間也是在互相利用。

《中國曆代黨爭》第四章（2）

嚴格來說，黨爭的發展基本上依附著內廷宦官的權力鬥爭而演變。在懿宗、僖宗、昭宗這幾個末期皇帝任期內，雖然朝臣與宦官之間仍在相互利用下合作，但彼此爾虞我詐，使雙方不得不以強藩為後援。唐朝後期，一直在宦官與宰相及邊鎮節度使這三者複雜的關係網中求存的末代皇帝就算竭盡所能仍不能達成所願，如昭宗企圖以親王招募訓練中央軍隊的部署亦被李茂貞與韓達破壞，親王全遭韓達所殺，中央軍隊如同虛設，根本沒有能力與藩鎮交鋒。

本來牛李黨爭是朝官們圍繞著執政權分成黨派而展開權力的爭奪戰，但到唐朝末期，延續實施的邊鎮政策已致使部份藩鎮的節度使隨著平亂戰績及地盤擴張，勢力大且俱野心，加上黃巢內亂，朝廷內外廷官員都去各自勾結外圍的強藩以作後盾，與節度使間形成了一種交錯複雜的關係網，間接使得局勢呈現藩鎮愈來愈強而皇權則愈來愈弱，所以到了末代皇帝昭宗時則無可避免地演變成朱溫弒帝篡國了。

顯然唐朝出現種種問題是從唐中期的唐玄宗開始，因為軍閥割據，宦官再次登上歷史舞臺，使得唐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宦官專權最為嚴重的一個歷史時期。唐朝的宦官集團不再是簡單的當權就滿足了，他們還有了官員的身份。（這是因為隨著君主專制制度的逐漸強化，專制君主出於強化君權和抑制臣權的目的，開始有意培植宦官的力量。於是宦官開始以國家官員的身份出現。）這種宦官隊伍性質的變化在當時社會上也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入宮充當宦官，即被視為“入仕”。跟一般意義上的當官沒什麼倆樣。很多宦官為了培養自己的勢力，把親戚朋友一起邀請來當太監，居然形成了太監家族。而且唐朝的殘疾人保障法也確實很完善，宦官的待遇跟普通士人官僚的是一樣的。並且名正言順地成為統治集團中的正式成員。具有合法性的參政權。他們開始掌控政權、軍權，並構建了自身的家族勢力，從而形成了一種兼具君主家奴身份的特殊的官僚階層。

所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姑且從宦官的家庭說起。從史籍記載看，宦官大量娶妻養子出現於東漢，舉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曹操的爺爺曹節就是娶了老婆，收了義子，這才有後來鼎足三分天下的曹操。不過東漢時期的人並不認為宦官找老婆是一種婚姻關係，反而認為是對女性的摧殘與*，從心理上不能接受這種婚姻關係。

到了唐代，人們的社會心理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宦官娶妻養子習以為常，不再視為違揹人性的反常行為。在唐朝有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