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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貴族中賢良的人,如齊國的孟嘗君,趙國的平原君,魏國的信陵君等,他們也常常能夠紆尊降貴、放棄自己的特權,與這些人才結為好朋友。到了秦國吞併六國以後,廢除了封建制度,設定郡縣,將那些才智勇力出眾的人都遷徙到咸陽。漢高帝繼承了這一做法,將齊國的大姓田姓以及楚國的昭姓、屈姓、景姓等眾多大家族遷徙到關中。從此以後貴族勢力開始走向衰敗,而到了後來,這些貴族的姓氏也慢慢成為平民百姓了。幾千年來一直沿襲的貴族政治,到此全部結束。
漢高帝劉邦在大澤鄉起義,後來當了皇帝。他出生於農民家庭,左右的得力大臣象蕭何、曹參,韓信,彭越,陳平,周勃等人,都是職位卑微的官吏出生,都是為買賣雙方撮合從中取得佣金和殺豬賣狗之人。後來官運亨通,爵位顯赫,君臣都是走相同道路的人。
自漢代興盛而布衣將相的大局已經確定,其中有與貴族相似的則有西漢勳臣中的金張;後族中的呂氏、竇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東漢後族中的馬氏、竇氏、鄧氏、閻氏、梁氏;宰相家的袁氏這些人。然而都是不久就滅亡了的,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第二節血緣決定命運
在中國封建社會,具有血緣關係的人們雖然在經濟上被劃分為若干個小家庭,但在地域上往往是聚族而居,除了以往宗法思想的影響外,嚴厲的封建戶籍制也限制了人們自由流動;秦漢時期,一些地區某些家庭由於政治地位,經濟實力,以及人丁興旺等原因,已經逐漸發展成為強宗大族。他們在本地區也有很大勢力,可以橫行無法;甚至阻礙中央王朝政令的實施。對中央集權制的統治形成嚴重的威脅。
兩漢後期到東漢時期;由於大地主莊園經濟的發展,強宗大族的力量又有所抬頭,逐漸控制了國家的政權,形成士族。士族就是世代為官的家族。在東漢想要做官必須要滿足三個條件:第一必須是士人,第二必須通曉經學,第三必須被舉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就是道德品質優秀,就是德的要求。通曉經學就是熟悉儒家的學說,這是才的要求。士人是身份的要求,士人就是士,士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最低一級的貴族。春秋戰國時代貴族四個等級:天子、諸侯、大夫、士。那麼到了秦漢呢?士是平民的最高一個等級,平民也有四個等級:士、農、工、商。士就是士民,農就是農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商民經商,工民做工,農民務農,士民讀書。士就是以讀書為職業的人,屬於腦力勞動者,用當時的話說就是勞心者,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所以士勞工商士的地位是最高的,一個人必須又是士就是你不做工、不務農、不經商你必須這樣,你還要書讀得好,你還要道德表現好,你才有做官的資格,這樣的人就太少了。
而一個家族一旦出了這麼一個人,透過讀書而做了官,那這個人肯定培養自己的兒子也讀書,也讓他做官,這樣一來二去讀書做官就會變成這個家族的職業,這樣的家族就叫做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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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曆代黨爭》第四章(1)
唐朝廟堂裡的暗戰
第一節觀點鬥爭背後的階級鬥爭
唐代初期,國家一直被較為強勢的皇帝所控制,所有軍政大權均由皇帝一手操縱,宦、武官員各有分工,黨派內爭也不太凸顯。但是,唐代中、後期,皇宮內皇權之爭愈加激烈複雜,從憲宗到宣宗的四十多年裡,朝廷的內廷宦官與外廷宰相為執政而爭權,在對藩鎮及外敵是否採取武力制裁的問題上,牛李兩派壁壘相當之分明,史稱牛李黨爭。
唐代自開國初始,在士大夫中就存在著庶族和士族兩大派別,二者既有經濟地位上的差別,又有政治主張上的殊異,到了唐中後期的文宗時,庶、士兩派的鬥爭變得尖銳化。如在發生的維州事件中,當時牛李兩黨因政見不同而分成兩大對立派別:李黨既是士族一派,以翰林學士李德裕為首,主張武力對抗吐蕃的主戰派;另一邊牛黨則是庶族派,以牛僧孺為代表,主倡安撫吐蕃的主和派。當時,文宗採用了牛黨主張而令李德裕退還維州與吐蕃,從戰略角度或宰相素質來分析的話,牛僧孺放棄維州的主張顯然是錯誤的。而朝廷內外官員由於出身、政見及門風的不同而分成兩大陣營,此種爭鬥一直持續了四十年之久。
牛李黨爭只不過是宮廷內宦官派系鬥爭的表面現象,不代表士大夫間不同理想的衝突,也不代表道德上君子與小人的衝突。當時朝政主要是由宦官把持,從穆、文、武、宣宗等幾代皇帝均由宦官擁立,而牛李黨派要想得勢均需各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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