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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至“論死”，尚有“八議”或“戴罪立功”等處理辦法，崇禎帝為什麼在經歷八個月猶豫之後，一定要置袁崇煥於死地？這是多種原因而導致的一個結果。二、多因一果

袁崇煥之死，究其死因，是當時各種矛盾交錯的結果，可以說是多因一果。

天聰汗的反間。天命汗與天聰汗父子，先寧遠之戰、後寧錦之戰，皆敗於袁崇煥堅城洋炮之下，對袁深銜大恨。己巳京師之役中，又在廣渠門與左安門兩敗於袁軍。天聰汗既在軍事上不能戰勝袁督師，便在政治上施反間計以除之。由此而產生了袁督師死於皇太極反間計之說。此說始於《舊滿洲檔》，《滿文老檔》沿襲，意在表明天聰汗計謀之成功。

其實，崇禎帝逮捕崇煥，不是因為崇煥一定要造反，而是他有造反的能力與可能。無論如何也要防止崇煥與後金勾結、訂城下之盟，因而不管是誰，也必在此危急之刻將袁的兵權削掉而控制起來。這正是中國古代政治的特點，注重的是一統政治的安定，因而就不必特別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王朝政局的方法。《明史·袁崇煥傳》未將後金反間與崇煥磔死相聯絡，卻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兩端為其死因；而崇禎帝諭定其罪九款，並無“通敵”之詞。由是可證：天聰汗反間計是袁督師落獄之由，而不是其磔死之因。

眾小人的誣陷。袁崇煥的每個勝利，都把小人召喚到自己的周圍，而受其攻訐與誣謗。後金騎兵南犯京師，小人攻訐達於頂點。在小人之中，有舊時同僚，有朝廷中貴，更有閹黨餘孽。群小構陷，更加重了袁崇煥的悲劇命運。

崇禎帝的昏暴。後金的反間，廷臣的讒陷，只有昏暴之君聽信才能得逞。明代崇禎皇帝，君權高於一切，口含天憲，太阿獨操。群小誣陷，崇禎帝偏信，旨定磔殺袁崇煥，鑄成千古冤案。

崇禎帝殺袁崇煥，既不是“誤殺”，也不是“忌殺”，而是“必殺”。

何以“必殺”？先是，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書于謙後來被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達兵薄都城，兵部尚書丁汝夔、提督軍務保定巡撫楊守謙被殺。這次崇禎己巳之變，保衛京師的兵部尚書王洽和薊遼督師袁崇煥，又受到朱由檢的殺害！崇禎帝像他的先祖一樣，把責任完全推給兵部尚書、薊遼督師袁崇煥，稱袁崇煥致“廟社震驚，生靈塗炭，神人共忿，重闢何辭”！可見，崇禎帝殺袁崇煥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原因，所謂聖上英明，崇煥誤我——所以必殺袁崇煥。後來崇禎帝煤山自縊時也說“諸臣誤我”，這些都是在推卸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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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講　崇煥死因（4）

但是，崇禎帝必殺袁崇煥又何至於要磔死呢？這還要分析袁督師與崇禎帝的性格衝突。三、性格衝突

袁崇煥的死，前面有兵部尚書王洽，後面也有兵部尚書陳新甲。皇太極打到北京城下，袁崇煥的死是難以避免的。《明史·刑法志》規定：死刑有二：一是斬，二是絞。袁崇煥最終被磔死的悲劇，還要從袁督師與崇禎帝的性格衝突來分析。

袁崇煥墓碑（拓片）

袁崇煥被磔死的原因，從袁督師孤耿廉直品格與崇禎帝剛愎暴戾的性格矛盾，可以找到其內在的解釋。袁崇煥品格具有兩極性：一極為忠君，另一極為個性；二者既相統一，又相對撞。他35歲中進士前，受到系統的儒家教育，以綱常倫理作為思想與行為的規範。他在《三乞給假疏》中言：“生殺去留，惟皇上所命。皇上綱常名教主，尊皇上即所以重倫常。”所以，君為臣綱，絕對忠君，這是袁崇煥性格的一極。他出身於商人家庭，多次順溯兩江而往來兩粵，珠江流域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早，因而家世、閱歷和社會又陶冶了他的獨立性格。他在《詠獨秀峰》詩中雲：“玉筍瑤簪裡，茲山獨出群。南天撐一柱，其上有青雲。”他又曾以榕樹自喻：“縱斧摧為薪，一任後人事。”前者表現其卓異的心態，後者則表現其寡合的性情。所以，剛毅卓立，不相苟合，這是袁崇煥性格的另一極。袁崇煥這一獨立品格，是其區別於同時代諸多官員的一個明顯的性格特徵。由是，他具有獨立心態、獨立意志、獨立品格和獨立行為。這是袁督師鑄成英雄形像與扮演悲劇角色的性格因素。袁崇煥的獨立品格，主要表現在：

第一，敢走險路。袁崇煥中進士之年，明軍薩爾滸大敗；朝覲之年，明軍失陷廣寧。其時關外形勢，經略王在晉認為已無局可守。但是，袁崇煥不與同僚、家人商量，單騎出閱關內外。回京後，具言關上形勢，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