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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時候，它們有利於美國實現自己的國家安全利益，也有助於美國的盟國實現它們的安全利益。實際上，除了最頑固的國家之外，世界所有國家都從中得益。

20世紀後半葉的大部分時間裡，美國的主要盟國以及這些國家中大多數民眾都將美國視為維護國際秩序的主要力量。現在，這種信任已經消逝。世界上很少有人接受或是信任美國，或者說很少有人認為美國的行為是合法的。過去幾年的國際輿情調查顯示，許多人認為，自從2001年以來，美國對外政策把世界變成了一個更加危險的地方。2

2003年入侵伊拉克對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對美國與盟友和對手的關係，都投下了長長的陰影。但是，如果將美國面臨的一切難題都歸罪於發動伊拉克戰爭或是美國進行這一戰爭的方式，那也是不正確的。美國當今在世界上的地位反映了一個事實：15年來，我們未能建設國際秩序的規則和制度。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蘇聯解體的時候，美國軍事力量無所匹敵。*和自由資本主義，作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手，似乎取得了勝利。美國財富和權力都在上升。1992年以來，克林頓和布什兩任美國總統也都面臨歷史性機遇，原本可以加強國際合作、建立符合當今世界需要的新的國際組織和國際規則，並達成國際諒解。

冷戰結束之際，也是其他大國之間的戰爭難以爆發之時，這正是形成全面的國際性變革、重建國際秩序的成熟時機。克林頓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認為國際秩序問題是如何將蘇聯和中東歐國家納入*和平陣營的問題，還要將後冷戰時期的外交變成促進全球和平與繁榮的動力。這是可以理解的。美國的決策者先是擴大北約以圖控制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末則是將中國納入國際金融制度之中。他們努力應對因蘇聯解體在核擴散領域產生的影響，確立新的專案防止核擴散；　與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哈薩克政府合作，讓這些國家放棄領土上的核導彈。

主權的最後良機（3）

除了冷戰後重建帶來的挑戰之外，還需要將日益多元化的世界聚合在一起。這個多元化世界的特徵是：破壞性行為體日益增多，可控制行為體日益減少；全球市場提供的機遇增多，但汙染、疾病、武器的跨國界流動危險也在加大。面對這些問題克林頓政府完成了一系列談判，包括全面禁止核武器試驗、全球變暖、建立國際刑事法庭、組建新的世界貿易組織等問題。

但是，克林頓政府自己也承認，它從來沒有形成一種全球秩序的大視野。對於這個世界如何融入一個擴大的、和平*的跨大西洋共同體，克林頓政府基本上是無所考慮。3像其他許多政府一樣，美國政府只是朦朦朧朧地感到，國際秩序面臨的挑戰發生了重大變化。詹姆斯·戈德蓋爾（James　Goldgeier）和邁克爾·麥克福爾（Michael　McFaul）在1992年發表了一篇十分簡潔的文章，指出世界將會迅速分化為兩個世界：一個是核心區，這裡基本上是和平*自由的世界，康德思想戰勝了霍布斯意識；一個是邊緣區，由羸弱乏力的國家、*無能的市場組成，充滿暴力，在意識形態上對自由思想滿懷敵意。4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和約翰·斯坦布魯納（John　Steinbruner）這樣的評論家也認為，如果邊緣區的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