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ㄆ綻跡≧obert　Kaplan）和約翰·斯坦布魯納（John　Steinbruner）這樣的評論家也認為，如果邊緣區的安全問題不能得到控制，就會破壞世界秩序，使全球發展失去可預見性，而秩序和可預見性是繁榮與和平的必要條件。5

克林頓政府原則上是堅決支援國際組織和國際夥伴關係的，但是它往往嘲笑唯一一個可以對失敗國家採取負責任行動的國際權威組織：聯合國。克林頓政府把在索馬利亞的失敗歸咎於聯合國，這就增強了美國國會對聯合國的不滿情緒。索馬利亞行動失敗之後，美國立即要求聯合國在盧安達面臨種族滅絕的時刻撤出在盧安達的維和部隊。在伊拉克問題上，克林頓政府最初的政策是與聯合國特別委員會（United　Nations　Special　mission）合作，但正如一個外交官兼分析人士所說的那樣，後來卻蛻變成為“萌動的單邊主義”——克林頓政府自詡有權決定如何實施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1998年，也是克林頓政府宣佈，美國在伊拉克的目標是政權更迭。7

美國未能加強聯合國，未能解決邊緣區安全問題——比如貧窮、羸弱國家、內戰、地區動盪等，這就使得世界在過去15年裡成為一個更加危險的地方。這些安全問題在2001年9月11日迸發。在這一天，盤踞在世界上最貧窮、最具暴力衝突地區的恐怖主義分子對美國領土實行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打擊。

“9·11”恐怖主義襲擊改變了美國觀察自身安全威脅的視角。布什政府開始意識到，失敗國家和國際體系中的治理空白地區是跨國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的根源。但是，雖然“9·11”改變了布什政府對安全威脅的看法，卻也大大加強了這屆美國政府的單邊主義傾向。

人們很容易忘記，“9·11”之後，國際上紛紛表達對美國的同情、關心和友誼，國際援助也紛至沓來。美國與中國、印度、歐洲在反對國際恐怖主義領域具有共同利益，這表明大國之間的廣泛合作是可能的。美國的政策和領導能力本來是可以實現國家秩序變革的。

但是，美國再次錯失良機。2001年秋天，美國不許北約盟友參與阿富汗的行動，而在2002年就意識到美國需要盟友的幫助。布什政府沒有集中精力打擊基地組織和阿富汗支援基地組織的塔利班集團，而是宣佈開展全球性的反恐戰爭，揚言要打一場沒有地域限制、沒有最終目標的戰爭。這樣做既疏遠了盟友，也排斥了*世界以及其他地區的潛在合作國家。布什政府剛愎自用地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破壞了國際合作。8美國出現了以預防性戰爭為內涵的新的安全觀，認為流氓國家是恐怖主義的原因，將強行實施的政權更迭作為對付流氓國家的首選方式。這樣一來，美國就自詡為國際體系的警察和法官。　。。

主權的最後良機（4）

全球反恐戰爭使美國喪失了一大資源，這就是美國保護並促進*和法治的聲譽。關塔那摩、阿布格萊布、酷刑和強行引渡等行為使美國在*問題上信譽掃地，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都是這樣，在穆斯林國家尤其如此。

如同冷戰結束一樣，“9·11”也為我們提供了機遇，本來可能會引發有意義的國際變革。領袖們本來可以重振國際合作，並使之延伸到21世紀。克林頓總統曾努力加強國際秩序，但是他沒有宏觀思路和戰略去實現這一目標；布什總統則不一樣，他根本沒有做過這種努力。

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和危機可以帶來國際秩序的根本變革。冷戰之後和“9·11”之後，我們一再錯失良機。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嚴峻的安全挑戰已經顯現，在這些挑戰造成最嚴重後果之前，我們必須利用問題的緊迫性，促成全球行動。

負責任主權

重建國際秩序需要考慮能夠應對具體威脅的具體國際組織，並使其工作有效。但首先要有一種大思路，一種基本的原則，使秩序具有道德內涵，使人們對國家在諸多領域的行為有著一致的期望。這樣一種基本原則必須得到世界各個地區不同民族的認同，得到關鍵國家的支援，並且符合美國的自身形象。

我們認為，負責任主權就是這樣的原則。負責任主權意味著對本國國民和其他國家的均負有義務和責任。負責任主權與傳統意義上的主權觀念（有時稱為威斯特伐利亞主權）不同，傳統主權觀認為主權就是不干涉他國內政。負責任主權是由非洲政治家、學者弗朗西斯·鄧（Francis　Deng）在20世紀90年代最先提出來的，負責任主權意味著“國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