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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地認識過，老子的《道德經》至今仍然是一本天書，我們根本就看不懂。一大堆胡說八道的學術解釋只能說明當今國人對自己老祖宗的精神褻瀆！　我們真的不要以為我們比幾千年前的古人要高明多少，相反，從很大意義上來說，我們早已透過對自身的一種病態教育而把自己搞得像殘疾人一樣。前些天我在一本雜誌上看到這樣一個笑話：一個剛進單位的博士畢業生，與他的兩位本科畢業的上司去釣魚，釣著釣著，博士就想上廁所，可廁所卻在魚塘的對面，而且看來要繞很大一個彎子才能過去。正當博士猶豫之際，聽見他的兩位上司說也要上廁所，還未等博士開口問究竟怎麼去之際，只見兩位上司竟然從水面上猶如輕功般地飛了過去。一會兒又從水面上飄一樣的回來了。博士看傻了，嘴巴張得能擱進一個微波爐。這時兩位上司似乎已經讀懂了這位博士的一臉迷惑，於是其中一位就略帶鄙視地口氣告訴這位博士：你沒看到水中有一塊板嗎？今天因為水位有點高，所以板就被水淹了，但一樣可以走人……

不要以為這這只是一個笑話，這種一葉遮目的現象是　“單向度人”　一種典型而又普遍的思維方式。這也是我們的教育從小就剝奪人對一種對整體事物認知的必然結果。美國科學家拉馬斯和L·貝納特在他們合著的《感覺的世界》一書中這樣寫道：當自然發生的對特殊方向的線條的視覺被剝奪之後，就會使得處理這種特殊刺激的資訊有關的知覺機能受到抑制。並且透過實踐證明：“被剝奪的動物不僅在知覺的發展中是落後的，而且這種剝奪似乎已經改變了動物的腦，以致受到限制的感覺通道收集來的資訊的機制也受到了破壞。”

這種生理學的實驗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即：如果一個人由於一種病態的教育方式而剝奪了人的正常的感覺通道，那麼就會使得處理這種正常的物件刺激的資訊有關的知覺機能受到抑制，並進而使一系列感性知覺能力發生變化而使之病態。

我們就是這樣從小被剝奪的，我們不僅被剝奪了興趣，而且我們還被剝奪了對成功的很多種解釋。應試教給所有的人只留了一條活路，那就是考大學；而我們的社會輿論也給所有的人只鼓吹一種成功的模式，那就是要考進哈佛、劍橋和清華、北大；或者是這個CEO那個董事局主席。於是，當人們一拿起報紙和開啟電視，幾乎所有的有關成功的畫面就定格在了什麼《哈佛女孩劉亦婷》、《北大女孩謝舒敏》、世界首富比爾·蓋茨、搜弧CEO張朝陽……

不錯，他們的確是一個成功者，但只是一種成功。然而為什麼我們今天所有對成功的解釋就僅僅圈定在這些人身上？我對哈佛沒有興趣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上清華成不成？我對比爾·蓋茨的金錢數字遊戲毫無興趣不行嗎？我從不認為整天焦頭爛額的張朝陽是一種什麼成功，這不可以嗎？

我就想當一個出色的出租司機，我就這樣一輩子為人民服務難道就不是一種成功？我就想當一位建築工人，我每天揮汗如雨地為北京建造一棟棟高樓大廈我非常知足，這難道也不能算是一種成功？我就這樣秉公執法雖然清貧但我在精神上氣宇軒昂，我就認為這是我最大的成功，這難道又不可以嗎？我在我女友身患絕症的最後幾天裡我仍然抱著她走向了婚禮的殿堂，誰能說這不是一個人的成功？

留美學者陳屹曾經在《北京青年報》上發表過一篇題為“另一種活法”的文章，他這樣寫道：

國內較習慣於大一統的體系，人們對成功、失敗、美滿、悲哀，有一個比較概念性的認識，舉例具體來說，對於一個所謂成功孩子的成長軌跡，有一個較固定的格式。在這種大環境下，個人的特性和自我，會漸漸淡化。筆者不想用絕對的好與壞來比較和論斷，而是從中提出醒思。

也許讀者也聽說過，在美國生活的人，無論他幹什麼，都沒有高低之分，幹事的人心態上很快樂，幹得也很精業。人們對自己的評價從來都認為不錯。從留學開始，大部分美國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場下來，問他們感覺如何，每個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們中國學生考了個A減，也覺得失落。在美國做苦力工，沒有人感到心態上的壓力，我認識的兩位中小學的男老師，完成白天學校的教課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幫別人加油，餐廳裡給別人端盤子，即使工作時要服務於他們的學生和家長，大家也是樂呵呵的……

我們現在到底怎麼了？為什麼非要把成功的全部含義定義在金錢、財富、地位、狀元等身上？我活得瀟灑、快樂就是成功你管我是在幹什麼，只要我是一個守法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