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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天我們的大多數父母卻以為,你看我在孩子身上花了多少錢;你看他(她)住著多大的一間房間;你看我每月給他的零花錢比我的零花錢還多;你看他身上穿的全是名牌;你看我們送他到貴族學校讀書一花就是幾十萬等等。他們把這些可以量化的物質消費,看做是營造幸福的唯一手段。於是,攀比,這個中國特有的貧窮國家的富貴方式,便成了一道神奇的風景一樣,在社會上以及學校裡普遍盛行開來。又於是,幸福就構成了一種擂臺上的拳擊一樣展開肉搏:
甲:“你爸是不是老闆?他每月能掙多少錢?”
乙:“我爸當然是老闆,他每月至少能掙三、四萬那。”
甲:“三、四萬?那算什麼! 我爸每月啊,至少也得弄個十多萬的。”
乙:“別吹了吧你!你瞧你老爸開一破桑塔納2000的,你知道我爸開什麼車麼?告訴你,我爸開的是輛新公爵王。”
甲:“那算什麼呀,你知道我爸公司裡有幾輛車嗎?說出來嚇死你,六輛。你爸就一輛破公爵王就了不起啦,得性。”
乙:“你才得性呢。我爸每月你知道要給我多少錢麼?”
甲:“多少?”
乙:“好幾百呢,最多一次一個月就給了我將近小兩千呢!”
甲:“那有什麼了不起,我爸上次跟我說他給我已經存了一個20萬的定期呢,說等我到了 18歲了就給我。”
乙:“瞎吹吧你。”
甲:“誰瞎吹啦,我爸還說要給我存夠一百萬哪!”
這是我有一次在書店買書時所聽到的兩個小學生的對話。在書店這樣一個原本應該比較潔淨的空間裡,這兩個男孩的高談闊論似乎已經預示著這樣一種傾向:物質社會正在流放著人的精神,書架中擺放的所有精神食糧開始進入保質期的最後期限,康德和黑格爾正面臨下崗;尼采和叔本華已接到辭退的書面通知;薩特和馬爾庫塞已經回家待業;而馬克思列寧等人雖然還在看門但就業前景已經岌岌可危……此刻我手裡正拿著一本《中國新一代思想家自白》的書,封面的照片上,眾多思想家的神態似乎千姿百態:劉偉在沉思,揚東平在審視,周國平在思考,魏傑似乎在隔岸觀火,而梁曉聲則好象在怒目斜視,只有樊綱一個人依稀在笑傲江湖……在這些人照片的上方赫然寫著這樣一些句子:
一個不能產生新思想的民族
是生機衰竭的民族
一個不能產生思想家的時代
是貧乏危機的時代
中國需要思想家和新思想
他們的湧現
是我們精神的天空
星空燦爛
我相信,這些話只是寫給當今那些孤獨而固執的“麥田守望者”看的。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寧可去聽羅中旭唱的《星光燦爛》。他們平日裡聽到或議論更多的,一定是類似上面這兩個孩子關於物質世界的對話。
據說,上面這兩個孩子所說的還不算什麼,這種攀比風在一些貴族學校裡颳得還要厲害。幾年前曾經聽我一個朋友說,他有一個朋友的孩子在北京某貴族學校讀書,一星期回家一次。可是讓他朋友犯難的是,每次去接他兒子時總是要想方設法的借一輛好車,因為如果他開自己那輛桑塔納2000去接他孩子,是一件讓孩子很沒面子的事。記得我當時聽後覺得挺納悶的,就問:桑塔納2000怎麼了?有什麼不可以去接的?我朋友一聽就樂了,笑著對我說:得,傻帽了吧。你知道那種貴族學校的父母都開什麼車去的麼?不是寶馬就是賓士,最次的也得是沃爾沃什麼的。而且據說即便是賓士還得比誰是500誰是 600呢! 他們學生之間都比著呢,如果你開一輛破桑塔納2000去,那還不讓同學們笑掉牙了。
來自苦難的力量
我真不知道這是一種社會進步還是倒退?我真不知道讓一個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裡去學習會學成什麼樣?從那以後我就發誓,無論如何我也不會把孩子送到這種地方去,不管我有錢還是沒錢。如果中國人理解的貴族學校僅僅就是這些的話,那麼我永遠會讓我的兒子去成為一個有精神尊嚴而快樂的貧民。但我一點敢肯定:那就是我一定會讓我的兒子長大以後去和這些人比創造的價值以及自己所創造的財富的價值。
據悉,英國的貴族學校就完全不是這樣的。與中國正相反,在英國的貴族學校裡,不管你是否具有貴族血統,還是來自與高層人物的孩子。所有孩子都必須過一種平民化的生活,並且時時準備經歷生活對其的磨難。這是很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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