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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在東北軍歷史上是非常罕見的，張學良受到了極大的震動。 1935年10月末，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本來，蔣介石曾宣佈過，因打紅軍而遭受損失的部隊優先補充。但這次張學良到南京，蔣介石對他剿共失利不僅沒有任何安慰的表示，反而由軍政部長何應欽出面下令撤銷張學良的兩個師番號，停餉，連張學良請求對兩個師長每人發10萬元特卹金的要求也被駁回。這對張學良是個沉重的打擊，使他憤懣異常。張學良痛定思痛，思想上開始有所轉變。 國民黨五全大會結束後，張學良來到上海，會見了愛國人士杜重遠和義勇軍將領李杜。杜重遠給他分析形勢，著重談了聯合戰線和抗日救國的問題，指出：“東北軍能攻善戰，應當用於抗日疆場，日寇並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個民族喪失了氣節；只有抗日，東北軍才有前途，你個人也可以有榮譽；東北軍現在陝甘，正應當聯合共產黨、楊虎城和盛世才共同抗日。”張學良非常贊同杜重遠的意見，感嘆自己受了“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愚弄，表示決心今後退出內戰，高舉抗日旗幟。 正在這時，“一二·九”運動爆發。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剿共作戰的失利，全國熾熱的抗日氣氛和杜、李二人的忠告，使張學良更加堅定了自己的認識，剿共只有死路一條。只有聯共抗日，他個人才能在全國人民面前一洗前罪，東北軍才有出路，中華民族才有希望。於是，張學良開始積極要求與共產黨建立聯絡。 1935年底，張學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駐守西安的西北軍即第17路軍將領楊虎城將軍會晤，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了磋商。由於楊虎城早就同共產黨有聯絡，於是雙方不謀而合。 1936年3月20日，張學良同紅軍代表李克農在洛川進行了會談。雙方就聯合抗日問題進行了初步商談，達成了區域性停戰的協定。這是張學良與共產黨和紅軍的第一次接觸，雙方相互瞭解了對方的態度，意義非常重大。此次會談，標誌著張學良從此走上了聯共抗日的道路，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 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進行正式會談，共商抗日救國大計。兩人一見面，就熱情地握手。周恩來說：“我是在東北長大的，1910年到1913年秋在瀋陽讀書。”張學良說：“我瞭解，聽我的老師張伯苓說過。”周恩來很奇怪，問張學良：“怎麼張伯苓也是你的老師？”張學良說：“過去我抽大煙、打嗎啡，是聽了張伯苓勸告後戒除的，因此拜張伯苓為師。”並說，“我和你同師。”會談就是在這種親切而輕鬆的氣氛中開始的。 當時，張學良雖有聯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顧慮，他就法西斯主義、國家前途和逼蔣抗日等迷惑不解的問題發表了看法，向周恩來請教。周恩來以誠懇的態度對張學良提出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雙方最後一致決定，不分黨派一致抗日，採取內外結合，紅軍在外，張學良在內的方法，逼蔣抗日。雙方在誠摯友好的氣氛中作了徹夜長談。 會談結束後，張學良派人給周恩來送了一本大地圖，這對缺乏地圖的紅軍來說是一件珍貴的禮品。另外，張學良還給紅軍贈送私款2萬元光洋，後來又贈送了20萬元法幣，這筆鉅款對處境困難的紅軍不啻雪中送炭。 延安會談令雙方都非常滿意。周恩來對同行的人說：“想不到張學良是這樣爽朗的人，是這樣有決心有勇氣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張學良也說：“會談後，我太滿意了，比我想象中好的太多了，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見如故。我從未見過這樣的人，周先生是這樣的友好，說話有情有理，給我印象很深，解決了我很多的疑難。我要早見到他多好呀！”他還說，“我和蔣先生處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紅軍後是否抗日。對中國共產黨，我不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還知道第二步是建立富強的中國。”“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張學良終於找到了抗日建國的道路和朋友。 延安會談不僅對張學良個人走上聯共抗日的道路具有決定意義，而且對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也有極重要的收穫。這次歷史性的會談，奠定了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三位一體”聯合抗日的基礎。&nbsp&nbsp

張學良小傳（6）

從延安歸來後，張學良便以逼蔣抗日工作為己任，更加積極地著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為培養抗日力量，他成立了長安軍官訓練團、抗日同志會、學兵隊等組織，親自擔任軍官訓練團團長和抗日同志會的主席，還分別派代表到新疆、廣東、廣西、四川、山西等地與各地實力派進行聯絡，以便配合。在張、楊的支援下，以共產黨為骨幹的群眾抗日運動，在西安蓬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