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第2/4 頁)

。”就這樣，張學良再次充當了蔣介石的替罪羊。 回到臥室，張學良伏枕大哭。三年後，張學良在西安對人說了他當時的心情：由於全國人民抗日，中央軍也北上參戰，他非常興奮，以為蔣介石要決心抗日了。“哪知保定見蔣委員長，不談抗戰，反而逼我下臺，所有以前的熱情支援，不過是誘我上圈套，好逼我下臺。這是日、蔣合演的把戲而已！”“有誰較為善良，或者讓人稍微喘口氣呢？毒害是一樣的，如果定要加以區別，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我回到車廂，就悶倒在我的床上，號啕大哭。” 3月9日，張學良回到北平，對一親信說：“中日問題，蔣先生以和為主，還不知道演變到什麼地步。人罵我不抵抗，我也不辯。但是下野後，天知道我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並要對方給他查出林肯說的三句話：“你可欺騙全體人民於一時，或欺騙部分人民於永久，但不能欺騙全體人民於永久。”看來，張學良總算對蔣介石有了一點了解，可惜，遠遠不夠。 3月11日，張學良通電下野。4月，被罷官出國。出國前，他先到上海戒毒。張學良大約從1925年開始吸鴉片，後因庸醫用嗎啡戒鴉片，以致毒癮更深。經過兩次挫折，張學良深知不戒毒，不僅無法復仇雪恥，並將中毒而死。因此，為戒毒，他把手槍放在床邊，並命令左右侍從：“無論我如何痛苦呼喊，你們也不準給我打針，誰要是膽敢走近我的床頭，我就立即一槍把他打死。”大約經過半個月的艱苦努力，張學良終於戒除了這多年的惡嗜。戒毒不僅使張學良身體健康，也使他的政治生命有了轉機。 1933年4月10日，張學良一行從上海出發赴歐洲考察。他先到西歐，著重瞭解德、意法西斯的一套辦法。他也打算去蘇聯瞭解社會主義國家的情況，但因“中東路事件”的影響，蘇聯拒絕他入境。 1934年1月，蔣介石將張學良從國外召回，令其指揮東北軍參加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的行動。 本來，張學良這次回國只是一心想抗日，不想參加任何內戰，正如他的《自述》所說：“歸國當時之志願：一本想為一超脫軍人，不再統率東北軍，為私情所累和他們保持超然關係，以備將來抗日也。二不希望參與任何國內戰爭。”東北軍的許多高階將領也反對東北軍參加內戰，不同意張學良充當打內戰的司令。但是，張學良回國後結合從歐洲得來的一些體會，思想卻發生了變化。張學良認為：“日寇侵略野心很大，我們國家正處在危急存亡時刻。日寇為什麼敢於大膽地侵略中國呢？就是因為中國不統一，要統一就必須大家都擁護國民政府，擁護蔣委員長。我在德國作了考察，他們就是由於全國有嚴密的組織，有大家擁護的領袖，所以才富強起來的。我們中國也要走這條道路才能富強，才能抵抗日寇的侵略。”他還認為，儘管有人批評蔣介石“為人私慾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復興的領袖”，“但環顧當前人物，在政治上、軍事上真能領導全域性者，除蔣先生外又有何人”？因此，張學良決定繼續擁護蔣介石為領袖，容許他有個試驗的機會。出於這一思想，張學良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也就全盤接受。他對部下說：“現在外有強敵入侵，內有共產黨搗亂，要求國家真正統一，必須先消滅共產黨，委員長的先安內而後攘外的政策是絕對正確的，我們為挽救國家危難，收復失地，只有擁護委員長，貫徹委員長的國策。”&nbsp&nbsp

張學良小傳（5）

1934年2月，張學良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駐節武昌。他從東北軍抽調了八十多個團的兵力，圍剿鄂豫皖根據地。可是，他們被徐海東領導的紅25軍打得落花流水，圍剿計劃失敗。1934年底，紅25軍向陝北進行戰略轉移，蔣介石電令張學良繼續圍剿紅軍，否則以“縱匪抗令論罪”。1935年2月，蔣介石撤消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成立軍事委員會武昌行營，張學良任主任。4月2日，國民政府授張學良為一級陸軍上將。從7月起，張學良經常來往於武昌與西安之間，進行圍剿紅軍的準備工作。10月，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職務。 最初，張學良和東北軍對進攻革命根據地還是很賣力的，指望透過圍剿的勝利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從而擴充勢力，以便有朝一日打回東北老家。1935年9月，張學良指揮10萬之眾，向陝甘革命根據地發起第三次圍剿，結果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東北軍被人數和裝備遠遠遜於他們的紅軍打得落花流水，損失了兩個半師的兵力，兩名師長陣亡，兩個師參謀長、六個團長非死即俘。這樣慘重的損